欧阳修与绵州

——纪念欧阳文忠公诞辰1014周年

刘文传

2021年的7月30，即辛丑年六月二十一日，是欧阳修在绵州城诞辰1014周年纪念日，绵阳市欧阳修文化研究会早就准备与涪城区文广旅局联合举行“纪念欧阳修诞辰1014周年暨欧阳修出生地——绵阳市涪城区图书馆征集‘欧阳修相关文史研究图书资料’座谈会”的，但是由于绵阳“新冠疫情”突然上升为“中风险地区”，停止一切聚会活动。因此我们从“纪念欧阳修诞辰999年”的2006年开始，就一直坚持了15年不断的给欧阳修这位“绵州先贤”过生日的计划，被迫改变为在网上发文纪念了。下面即是我的纪念小文：

  欧阳修，宋真宗景德四年（丁未）六月二十一日(即公元1007年8月6日)寅时出生于绵州推官府宅,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祖籍江西吉安（古庐陵郡）。卒于宋神宗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公元1072年9月8日），终年66岁，安葬在河南省新郑市。

欧阳修是我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等。是“北宋文坛领袖”，是“唐宋八大家”的核心人物，被尊为“一代宗师”、“海内文宗”。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世界级大文豪。尤其是现代和当代研究欧阳修的国内外学者日益增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因为古人遵从孝道、重祖籍而轻生地，欧阳修在大家熟悉的《醉翁亭记》的末尾自谓：“太守谓淮？庐陵欧阳修也。”由于这一千古名篇的广泛影响，在后来的许多史学和文学工具书中，都贯称欧阳修为庐陵人，其实欧阳修这位世界级文化伟人的出生地在绵州，即今天的四川省绵阳市城内。

特别是2010年9月14日，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介绍欧阳修时仍然说：“欧阳修1007年出生于江西吉安。”其实，康震教授所讲的关于欧阳修的许多事迹和观点绝大多数我都赞同，有的确实还很精彩。但是，唯有他讲的关于欧阳修出生地问题的错误，还用字幕加解说的形式打出来，作为严谨的绵阳学人，我就无法苟同了。于是我通过网络立即给他发帖，要求他查证并更正。随后他通过认真查证，作了公开致歉并予纠正。同年10月16日，在安徽省滁州市召开的“2010欧阳修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我又作了《关于欧阳修的祖籍和出生地问题》的专题发言，再次强调了欧阳修的出生地问题，对今后出版教科书时应予强调“欧阳修出生地在绵州”的建议，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赞同。康震教授也于10月30日在康震吧上发帖说明了发生错误的原因，向欧阳修研究者表达了歉意与谢意！

根据客观实际和通行的国际惯例，出生地即为故里的原则，欧阳修的出生地在四川绵阳这是事实，绵阳应该是欧阳修的故里。

一、欧阳修出生在绵阳的证据

首先，欧阳修在他写的悼念自己父母亲的文章《七贤画序》一开头就明确地表述道：“某不幸，少孤。先人为绵州军事推官时，某始生。生四岁而先人捐馆。”

《七贤画序》这篇文章不光是被收录在了各个时期的各种版本的《欧阳修全集》之中，也先后被收录在了清代《直隶绵州志》和民国《绵阳县志》等绵阳的地方史志书籍之中，这是铁的事实。

不仅如此在北宋时期享有“小东坡”之誉的绵州知州唐庚，在欧阳修去世后四十年(即公元1111年)所作的《绵州六一堂诗并序》中，也明确地记载道：“绵州司户廨舍，旧为推官厅，欧阳文忠公生于此。近岁陵井谭望勉翁为参军，茸一亭于厅事之东偏，号曰六一堂。予闻而嘉之。乃为赋。”

南宋理宗时期(公元1225至1264年)成书的地理学著作《方舆胜揽》也明确记载：“宋欧阳观为绵州推官，生子修于此。后人为作堂纪之，原在州署二堂东，今圯。”

南宋以后的历代名人诗句都记录和映证了欧阳修出生在绵州的史实。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在《绵州推官厅》一诗中赞：“一代今文伯，三巴昔产贤；梦中五色笔，犹为写鸣蝉。”

明代绵州知州李正芳作《重修六一堂铭》道：“家虽安城，生实绵地。爰建此祠，以昭来世。”

清代绵州军州事觉罗额尔德尼的《六一堂》诗更是说：“拆狱推官慎一生，生前岂料幼孤成。可怜殁后无祠宇，堂上争题居士名。”

民国绵阳县县长袁钧《六一堂题跋》亦云：“堂以六一居士得名，考欧阳公年谱，宋景德丁末，崇国公观为绵州推官，是岁六月生公于斯。”

现代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黄炎培先生，于1936年作的《剑门纪游》诗中云：“六一堂留一宿缘，解装听夕念前贤。忍从表墓文章里，重忆呱呱坠地年。”

新加坡华侨、诗人、书法家潘受先生于上世纪中叶作的《发绵阳过彰明》一诗更是称颂：“绵州山亦富诗情，太白欧阳此地生。”

由此可见，欧阳修出生在绵州是再清楚不过了。由于古人重祖籍而轻生地的原因，导致许多缺乏考究的学者和出版物都把欧阳修的出生地写成了“江西吉安”或者是“永丰”“沙溪”、“庐陵”等误记。这些不实记载，应该予陈清或加以修正。

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纪念在绵阳这块土地上出生的历史文化名人，早在2004年4月，由绵阳市经开区主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绵阳三江文化研究院承办的欧阳修学术研讨会在南湖公园“敬荻精舍”成功举行。

来自北京、成都、江西、武汉等国内数十位研究宋代文学和史学的知名专家、学者，如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欧阳修全集》的点校和注释者李逸安先生，中华书局资深编审刘尚荣先生，中国宋史学会秘书长、武汉大学教授王兆鹏先生，江西省井岗山师范学院刘德清教授，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祝尚书教授等，大家通过充分讨论，形成了共识：欧阳修，祖籍庐陵(今江西吉安)，出生地四川绵州(今四川绵阳)！

二、绵州六一堂

纪念欧阳修的六一堂，是绵阳历史上闻名遐迩的古迹之一。欧阳修出生于绵州，在绵州度过了婴幼儿时期，四岁时因父亲调任江苏泰州离开绵州。他长大成人和为官之后，常常缅怀自己同父母亲在绵州时的生活情景，对绵州山川风物、人文先贤，充满了崇敬和纯真的感情。他一生高风亮节，在文学、史学和德行上对后世影响很大，有“文章道义，百代宗师”之称。欧阳修逝世后，绵州人民专门修建了六一堂来纪念他。

从北宋仁和初年至今的近千年间，六一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屡废屡兴，虽然一度不被重视或关注，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和凭吊，可见绵州人民对欧阳修这位先贤一直有很深厚的感情。

根据我国南宋时期出版的地理总志《方舆胜览》记载：“六一堂在司厅，欧阳观为推官生子修于此，后人因以为堂”。《方舆胜览》一书是研究北宋时期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公元1225至1264年间，这一记载证明了绵州六一堂在1225年前就矗立在原推官厅侧一百多年了，到1264年因洪灾坍塌。

这个记载与北宋著名诗人唐庚的诗序完全相符。唐庚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出生在四川眉州，考中进士后曾经被派回四川来任过绵州知州。唐庚在文学方面有“小东坡“之称，他的《眉山集》中，有一首《六一堂诗并序》，诗前有序说：“绵州司户廨舍，旧为推官厅，欧阳文忠公生于此，近岁陵井谭望勉翁为参军，茸一亭于厅事之东偏，号曰六一堂，余闻而嘉之，乃为赋。”赋文是：“我思六一翁，羽化四十年，虽不及抠衣，每愿为执鞭……”。

这篇赋和序文明确地记载了六一堂的创修时间、主持人和建设规模。欧阳修逝世于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羽化四十年”，即宋徽宗仁和年间，因此可以肯定六一堂兴建时间在公元1111年左右。

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绵阳县长袁钧最后一次维修六一堂时，他考证六一堂是熙宁中谢固为官时所建（见《绵阳县志》古迹篇），北宋熙宁共10年，熙宁中正是欧阳修辞世之年。

欧阳修去世后，北宋朝廷和当时全国的文化知识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追悼活动，神宗皇帝颁旨追赠欧阳修为太子太师，三年后又定谥号曰“文忠”。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等政治文化名人都为之撰写了大量的悼念文章。

在这种形势下，当时任绵州推官的谢固，将欧阳修出生时的建筑物命名为“六一堂”是完全符合情理的，但作为纪念性建筑物重新建设，这又可能是北宋仁和年间参军谭望勉所为。因而谢固与谭望勉两人先后茸修六一堂的提法并不矛盾。

根据清代《直隶绵志》和民国《绵阳县志》的记载来考证，在漫长的近千年中，由于历史和自然因素的侵蚀，六一堂先后经过北宋仁和、明代万历、清代雍正及嘉庆和民国十九年等可以考证的近十次较大规模的修建，但终因战乱和风雨侵蚀等原故而屡遭毁败，成了今天被迁建到绵阳南湖公园一角而长时间遭受冷遇现况。现今的六一堂周围杂草丛生，门窗破损，一座巨大的欧阳修汉白玉雕像被灰尘所覆盖——真是令人痛心！

但是，由于欧阳修的名望很高，六一堂兴建以后就很快声名远播，加之六一堂和州署距离很近，历史上过往绵州的有识官员、文人墨客等大多安排在六一堂客房住宿，所以历代都有文人墨客写诗填词或撰联赞誉其事。

除前面提到的北宋知州唐庚、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清代绵州刺史屠用谦和文启等官员的诗作外，清代诗人罗绕典《过绵州怀欧阳文忠公》诗云：“淋漓大笔挽颓风，海内咸宗六一公。富范而还推物望，韩柳以后仰文雄。春秋遗意存唐史，山水多缘乐醉翁。……”

清代绵州人何人鹤在六一堂修复后亦写诗记道：“我公不异宋欧阳，众庶欢修六一堂……旌旗影拂扪参阁，丝管声阗画荻坊……”，形象生动地描写了修复六一堂时群众的欢乐场面，和当时绵州的扪参阁、画荻坊等景观。在六一堂旁边办公的知州、州牧、刺史等正直的绵州官吏，都把欧阳修作为他们的榜样，有的还在六一堂上撰刻楹联以表达他们的敬意和情怀。如曾在绵州任职的杨玉堂撰联道：“纵乐渔歌诗史句，求生狱读醉翁文”。这些诗联都表达了人们对欧阳修父子的敬仰，以及在六一堂住宿和参观游览之后的不同感受。  

再看六一堂的题名和构思 ，六一堂之所以成为后世诗人、名宦歌颂、留题的地方，除了欧阳修的崇高声望外，还有六一堂自身的原因。这就是六一堂作为一座中国古典园林建筑来说，它有其自己独特的风格。绵州六一堂，既能给到此参观的人以精神启迪，又可使其受到地方文化和历史的熏陶。 六一堂的名称，是欧阳修“六一居士”这个字号的引托，历史上六一堂的布局结构，如豆棚、瓜架、方塘、草亭、书斋、客厅等建筑物，都是按照中国古典园林的风格设计的。

现今，在六一堂原址虽然已无遗迹保留，但是为了继承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发展绵阳的旅游业，绵阳市人民政府于1989年重新选址在风景秀丽的南湖公园西南侧，专门征地40余亩和拨出数十万款项，再加上向在绵阳的几家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募集的资金，重建了绵州历史上有名的“六一堂”。堂中除置有一座巨大的欧阳修汉白玉雕像外，还配有许多名人书画楹联等。

同时在六一堂附近还配有“敬荻精舍”、“六角亭”、“牌坊”等古典建筑，共同构成了回味无穷的人文景观。但是由于管理权属关系几经变更、长期无人管理等原因，至今六一堂的荒凉，亟待有关方面进行配套建设并加强管理，以使六一堂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发挥其凭吊先贤、资治教化、观光休闲等应有的作用。

三、欧阳修的父母亲和绵州画荻坊

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在绵州为军事推官任满三年之后，就被朝廷调往泰州（今江苏省泰州市）任军事判官。不幸的是，由于长期积劳成疾，不到半年就病逝在泰州任上。

欧阳修的成长完全得力于母亲郑氏的养育。欧阳观在绵州为官的时间虽然只有三年多，却很有政绩和声望，做了许多善事和好事，其中最大的政绩工程就是带领绵州人民在地势低洼的城区垒土筑城墙，以抗御涪江洪水的浸袭并加强城防；其次是作为推官他办案严肃认真，对死刑案件的判定特别审慎；平时居官严洁，乐善好施；克己奉公，孝敬父母。

这些事迹和品德，在欧阳观去世后，经常通过母亲郑氏之口，生动形象地传授给了欧阳修，所以后来欧阳修在《七贤画序》和《泷冈阡表》等文章中都详细地记述了父亲的仁爱清正和清廉家风说：

“修泣而志之不敢忘”，“某为儿童时，先妣尝谓某曰：‘吾归汝家时，极贫。汝父为吏至廉，又于物无所嗜，惟喜宾客，不计其家有无以具酒食。在绵州三年，他人皆多买蜀物以归，汝父不营一物，而俸禄待宾客，亦无余已。罢官，有绢一匹，画为七贤图六幅。此七君子，吾所爱也。此外无蜀物。’后先人调泰州军事判官，卒于任。比某十许岁时，家益贫。每岁时，设席祭祀，则张此图于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后三十余年，图亦故暗，某忝立朝，惧其久而益朽损，遂取七贤，命工装轴之，更可传百余年，以为欧阳氏旧物，且使子孙不忘先世之清风，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见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旧物。”

在《泷冈阡表》中，欧阳修还写到：“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贫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曰：‘毋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植，以庇而为生。”

“吾之始归也，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间御酒食，则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余，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见之，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既而其后常然，至其终身未尝不然。”

“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故能详也。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无所矜饰，而所为如此。是真发于中者邪！其心厚于仁者邪！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母亲郑氏就是这样以父亲欧阳观为榜样来教育儿子欧阳修的，她以欧阳观的品德和性格来培养塑造了欧阳修的人品、官德和性格。历史证明，欧阳修刚毅耿直，不避艰险，不畏患难，有主见，不随波逐流和趋炎附势，勤于学习，勤奋写作，勇于创新，宽仁厚道等等，这些品德和性格在欧阳观和郑氏的身上，都能找到根源。

北宋朝廷赠给欧阳修父亲欧阳观的谥号为“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并封为“崇国公”，把欧阳修母亲郑氏的谥号定为“韩国夫人”，享受国母级的崇高荣誉，这不单是因为欧阳修的官位高、功绩大而让父母得此封号可以解释的，这也同绵州对他的养育有关。其实，历史上的绵州人以崇文、尚贤的精神著称，除了欧阳修及其父母亲崇尚的“七贤”并予以画像褒扬和作为传家宝物外，后来明清时代的绵州人民还先后兴修了“蒋欧祠”、“崇国公祠”、“思贤堂”“十贤堂”等，以同祠纪念蜀汉时期的蒋琬和北宋时期的欧阳观、欧阳修等人。

明清时期绵州人先后修建的“十贤堂”、“思贤堂”、“延贤堂”等多处祠祀，都将欧阳观、欧阳修列为绵州“贤人”加以祀奉。欧阳修的母郑氏26岁就守节自誓，穷居自立，千辛万苦培养教育欧阳修长大成人，因无钱送儿子上学读书，也没有钱买纸买笔，她只好用芦荻杆，在沙地上教幼小的欧阳修识字、写字亲自从事教育。后来的成语故事“画荻教子”就是这么来的。

欧母教子有如“亚圣”孟子的母亲教育孟子一样，因而在明清时期，绵州人又为郑氏在城中建立了一座“画荻坊”，以崇尚褒扬其懿德。画荻坊和六一堂先后耸立于绵州城，都在历史上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和产生了深远影响。可惜的是，“画荻坊”如今只是载于绵阳的史志和纪念文章之中，其建筑风貌今人无从看到，我们绵阳人是否还可以重建一座“画荻坊”呢？ 

四、欧阳修的著作简介

经过近千年的时光流逝，欧阳修流传于世上的著作有那些呢？

欧阳修由母亲郑氏以荻杆画地教他识字起蒙，再加他勤奋好学，十岁时就到当地有藏书的人家借书来读，并经常把好文章从头到尾抄写背诵下来，他自学的能力很强，很快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经过乡试、省试等，于24岁时(宋仁宗天圣八年即公元1030年)考中进士，此后他几起几落，先后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夷陵县令、滁州、扬州、颍州知州等地方官和中央机构的史馆修撰、谏官、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宰相)等朝廷要职。

在做官以后，欧阳修始终手不离卷，利用工余时间刻苦学习，就连在马上、枕上、厕上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学习，研究和思考问题，因而使他在政治、文学、史学、金石考古学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做出了许多伟大的创新。

首先，在宋代文学发展史上，欧阳修是当之无愧的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作家。他在散文、诗、词以及史学创作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尤其在散文创作方面成为了承前启后的“唐宋八大家”的核心人物。

在文学批评史上，欧阳修开创了“诗话”这一崭新的诗论体裁；他的政论和史论，寓有使社会进步的政治倾向，并富于战斗性；他的记叙、写景之作，最富于文学色彩，且善于将叙事、议论、写景、记游和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情文并茂，婉丽而多风彩，他常常以简练顺畅的文笔，渲染出浓郁的抒情气氛；在诗的表现手法上，他还开创了“以文为诗”的先河。

欧阳修一生的著述十分丰富，保存下来的著作除有集诗、词、文、赋为一体的《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约180余万字；其中有各类散文3240余篇；有诗歌1000多首；词作260多首；欧阳修还有与宋祁等人合作编撰的《新唐书》共225卷、约369万字；个人独立编撰的《新五代史》共74卷、约48万余字。

总之，欧阳修不愧是我国宋代文坛上一颗光彩夺目的巨星，历代绵阳人民建堂纪念、建祠奉祀及用各种方式纪念他都是很有意义的。

五、欧阳修的绵州情结

欧阳修在主持编撰《新唐书》时，对其巴蜀文化和绵州（今绵阳）的人文情结很深、很重。他除了大家熟知的推举并提拔了蜀中眉州的苏洵、苏轼、苏辙等三苏父子，使之都培养成为宋代文坛大家外，据我们的学习和研究，仅欧阳修在他主编的《新唐书》中，还对我们现今绵阳地区的人文关怀和从事文化、经济和旅游开发建设方面都很有支持和帮助。现列举以下四点：

1、在《新唐书•礼乐志》中，关于唐王朝后宫祭祀先蚕嫘祖的记载。

欧阳修在《新唐书•礼乐志》中关于唐王朝后宫祭祀先蚕嫘祖的记载，印证了唐代梓州盐亭隐士赵蕤撰写的《嫘祖圣地碑》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欧阳修在《新唐书》的《礼乐志》中用了四千多字的篇幅，把唐代皇室祭祀先蚕嫘祖及蚕桑文化描绘得十分详细。

在《新唐书》卷十五《礼乐志》中记载了“先蚕节”时，包括皇宫祭祀仪式的先后顺序及其丰富的祭祀内容等方面。即从参加祭祀的皇后、公主、到一般宫女，从尚社值长，到一般侍从以至供品祭祀程序及礼仪过程，行礼方式、次数、方向、礼赞用语等，都记载得十分详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上古以来圣王之制祀，祀典规定极严。欧阳修在《新唐书》中将先蚕祀典记载得既神圣、庄严，又生动活泼，因而使这一习俗在后世得以长期传承，一直到清朝末年。

而恰恰是信史《新唐书•礼乐志》中关于唐代后宫祭祀先蚕嫘祖的记载，印证了唐代梓州盐亭隐士、李白的老师赵蕤于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二月谷旦撰写的《嫘祖圣地碑》中“天子、庶民祭祀先蚕，典礼之隆，全然帝王登先农之尊”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碑文中记载：“黄帝元妃嫘祖，生于本邑嫘祖山，殁于南巡道，尊嘱葬于青龙之首”的记载，更是提供和解决了嫘祖故里（西陵氏）到底在哪里之争的问题。

2、欧阳修在其主修的《新唐书•地理志》中，界定了“禹生石纽”之石纽山在石泉（今北川）县。

这段记述，解决了人们对“石纽”理解的歧义。在此之前的有关古籍资料中，对禹生石纽之地，或曰“汶山郡广柔县”，或曰“汶山郡”，或曰“汶山”，记载不尽确切。而《新唐书•地理志》中明确记载：“石泉，中下。贞观八年置，永徽二年省北川县入焉，有石纽山。”其后《郡国志》记载：“石纽山在今石泉县南”等，从《新唐书》开始，宋、元、明、清各代正史，皆以石泉县的石纽山为大禹降生之地。

根据《史记•夏本纪》：“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顓顼之孙也”的记载，欧阳修还在他晚年编撰的《欧阳氏谱图》中，对欧阳氏也是黄帝、大禹的传人进行了记载：“欧阳氏之先，本出于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之于会稽，使守禹祀，传二十余世至允常，允常之子曰勾践，是为越王。”接着欧阳修还详细记载了黄帝、嫘祖后裔大禹血亲欧阳氏族的得姓过程和在夏、商、周、秦、汉、隋、唐各代的传承情况，及其子孙在五湖四海的分布情况，并将可以考察到的人物和事迹按辈份先后，以表格形式排列成家族谱系。由此欧阳修还首开了我国族谱编修和谱牒学研究的先河。

3、欧阳修在《新唐书•艺文志》中纠正了《旧唐书》“李白为山东人”的误记。

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欧阳修和宋祁等编修《新唐书》时，根据他们自己在蜀中的实地了解，和根本找不出李白生于山东的依据，就在《新唐书•艺文列传》里确切地记载道：“李白，其先祖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从而否定了“李白为山东人”的说法和“生于西域”等说法。

后来欧阳修的学生曾巩经过一番考证，在他编辑的《李白集序》里写道：“盖白蜀郡人”，“旧史称李白山东人，盖史误也。”其后的若干史籍记载，皆以李白为蜀人。

4、欧阳修在《新唐书•循吏传》中破例为家乡的好县令何易于立传。

从《史记》到《清史》，被官方认定的二十五部国家“正史”中，为县令（俗称“七品芝麻官”）立传者，可谓寥若晨星。但在《新唐书》主修欧阳修看来，县令的官位虽低、官衔虽小，可他们的作为却“事关军国，理涉兴亡”，不可忽视，他认为：“国政之基在县政”，因此他破例为家乡的好父母官何易于立了传。

县令何易于能上国史《新唐书》，是欧阳修看到了唐代中书舍人孙樵写的一篇文章。孙樵经常到全国各州、县执行检查公务。这一年，孙樵来到利州（今四川广元市）益昌县（今广元市昭化区）了解到县令何易于勤政廉政的事迹，特别是“县令拉纤”的事迹后，一位不谋私利，真心实意为民众的县官形象呼之欲出。孙樵又十分难过，难过的是这样一位人品官品俱佳的官员，考察政绩时，他的上级州官竟然只给了个“中上”的评价！

孙樵也想学着那群向他讨说法的老百姓，向朝廷讨个说法了。于是他挥笔疾书，写了一篇《书何易于》的短文发表，让天下知道何易于，让朝廷知道何易于，让皇上知道何易于，让后世史官知道何易于！ 好人、好事、好文章无胫而走。

到200多年后的北宋史学家欧阳修就看到了这篇《书何易于》的短文，大受感动。为进一步了解何易于其人，欧阳修又从唐末宰相裴休的文章里找到对何易于称赞的记载。裴休说：我为绵州（今四川绵阳）刺史时，其属下的罗江县县令就是何易于。这时的何易于刚由益昌县调到罗江县作县令，为官的地区变了，官位并未升迁仍是七品县令。裴休亲眼见到何易于的清廉简约：“县衙随从不过三人，县里的生产、文教、治安、狱讼等各方面事务却治理得井井有条，是一位真正的受老百姓喜爱的父母官”。为此，裴休还在绵州各县大力表扬过何易于。

欧阳修经过多方了解、考察和文献资料印证，唐代县令何易于的形象在他眼前越来越高大，对于那些唐代的当政者不能赏识提拔何易于，欧阳修深感气愤，于是他不计何易于官微人轻，在《新唐书》中毅然为何易于立传，使其与那些王侯将相、唐朝高官并存史册。这是欧阳修对勤政廉政者的褒奖，对勤政廉政文化的倡导，更是对家乡出了一位好父母官的特别推崇。其传曰：

何易于尝为益昌令，县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尝乘春自上游多从宾客歌酒，泛舟东下，直出益阳旁。至则索民挽舟，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刺史惊问状，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蚕，隙不可夺。易于为属令，当其无事，可以充役。”刺史与宾客跳出舟，偕骑还去。

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会盐铁官奏重榷管，诏下所在不得为百姓匿。易于视诏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赋以毒民乎?”命吏铲去。吏争曰：“天子诏所在不得为百姓匿。今铲去，罪益重。吏止死，明府公宁免窜海裔耶?”易于曰：“吾宁爱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尔曹。”即自纵火焚之。观察使闻其状，以易于挺身为民，卒不加劾。

邑民死丧，子弱业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辄出俸钱，使吏为办。百姓入常赋，有垂白偻杖者，易于必召坐与食，问政得失。庭有竞民，易于皆亲自与语，为指白枉直。罪小者劝，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狱无系民，民不知役。改绵州罗江令，其治视益昌。是时故相国裴公出镇绵州，独能嘉易于治。尝从观其政，道从不过三人。其察易于廉约如是。

六、欧阳修精神值得永续传承

“翁去千载，精神犹存”。我们绵阳要建设中国科技城、全国文明城、生态宜居城，更需要欧阳修的精神！2007年在纪念欧阳修千年诞辰时，由滁州市牵头，绵阳、扬州、阜阳、亳州、吉安等国内16个欧阳修生平经历过的城市，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共同传承欧阳修文化精髓，打造欧阳修文化品牌。

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正如《光明日报》副总编辑何东平先生在《千年欧阳修对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启示》的演讲中说：“把欧阳修的诞生作为坐标原点，以古今与中外为坐标轴，展示了一幅政治革新与文化复兴的关系图：政治革新并不是天马行空、一无依傍，要借前人产生的思考和创造来推进；要正确处理“道”与“文”的关系，把文化内涵提高到“道”的境界，才能用文化的形式传播、弘扬伟大的社会理想；文化复兴不能简单地重复前人，只有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文化复兴才有实际意义”。何东平认为“在复兴中华文化的漫长进程中，如何清晰区分什么是思想遗产，什么是精神垃圾，这是永恒的学问功夫”。欧阳修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和谐的理念和实践，对我们当前和谐社会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富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共7卷34分册，他在每一册的扉页上都印有这样一句话：“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中国保持了一个其他地区和民族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也就是说，欧阳修所参与建设的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们生活最富裕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

有研究表明，宋代的GCP占了当时全球GDP的50%以上，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国。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应当有参照系，横向的参照系是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纵向的参照系就是一千前的欧阳修时代，和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时代！

割裂历史，难有根基；传承历史，方能创新。近年来，党中央提出了文化自信，提出了大力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应该以欧阳修为榜样，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共同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