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打工诗歌代表人物许岚的《农民工博物馆》

■易杉（成都）

易杉：诗人，评论家，1964年生，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新都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诗歌在《诗歌报》《星星》《中国诗歌》《当代诗人》《青年作家》等刊物上发表，有近10万字的评论在《星星》《作家文汇》《中国诗歌网》《当代诗人》等刊物上发表。著有诗集《一只带风的鸟》，《蝴蝶十三梦》。现居四川新都。

流浪指向未来和对未来的肯定与把握。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挤压和思想争斗，一直把人性、人生，甚至人的身体推到了生存的前沿。作为出生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四川省西充县的诗人许岚来说，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饥饿和惶恐中度过的。那个在地图上非常不起眼的地方——鸣龙镇凉快垭村胥家坝，地方的命名指向民族图腾的龙，鸣叫的龙是不是一种期许，一种心灵的皈依，一种神性的庇佑。而凉快的坝子，让我在烦躁与孤绝的这个夏天感到丝丝凉意，心灵的——对纯粹、寂静、恬然生命的向往油然而生。这些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是不是注入了诗人许岚的灵魂，成为他的某种精神潜质。同时铸就了一个敏感，透明而灵性的诗人许岚。

个人成长的历史也是一部时代的历史。伴随着中国经济生活从简单到多元的发展，生活在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四川省西充县的诗人许岚与他在同一个地区南充出身的诗人郑小琼一样，碎片似的文学启蒙是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展开的，他曾经在垃圾里刨出许多自己喜欢的文学书籍，而且如饥似渴。正是这样的文学艰难，种下了一个诗人的梦想，正是这样的文学苦难让他怀揣了更加高远的诗歌梦想，所以他背井离乡，走向身体与精神的流浪之旅。从西充到广东，从广东到成都，从成都到四川省仁寿县四公乡五根村二组。诗人一直在路上，这样也造就了诗人的多思，激动，甚至孤绝的诗歌态势。许岚的诗歌是感受的，感动的；是当代中国人生存的语言生态，加上诗人对语言的个人化处理，所以，他的诗歌诗意饱满，是个人气质的淋漓渲泄。

2014年《农民工博物馆》诗集的出版，是诗人许岚文学人生的暂时命名，也是诗人文学思想的深层积淀，诗人对历史话语的另类表达。农民工指向朴实的劳动，同时指向伟大而悠久的农耕文明，是我们挥之不去的土地情怀和母亲情节。当土地，星星，明月，粮食成为我们精神家园的时候，我们的根须永远留在了泥土里，包括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思考。土地情怀永远是我们的血脉，我们的精神归宿，尽管我们的梦想里有天空和大海，甚至沙漠。

离开土地，进入到人造的城市，造人的城市，从生疏到厌倦，从感喟到依依不舍，从浮光掠影到铭心刻骨，这是一个人的心灵历史，也是一个人的疼痛历史。随着诗歌写作的不断推进，诗人许岚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焦虑，充满爱恨，孤独，甚至有时显得非常无助的现代人。正是这种生命全方位的追逼，才把诗人历练成为一个沉稳而把激情、牢骚、烦恼压得很深，却把爱心，细心和由文字生发出的悲悯发挥到自己的极致。

博物馆源于希腊语，指供奉缪斯的地方。农民工博物馆，是文化分类学意义上对生活人群的重新定义，是诗人许岚精神世界的物质显影。诗人企图在文化历史的瞻望中，建立一座思想的丰碑，上面刻写了作为农民的父老乡亲。此刻，诗人是歌者，又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这样，我有理由去探寻诗人许岚的语言态势与精神态势的隐秘走向。

从《诗经》《楚辞》开始，中国诗歌就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学母题：怀乡。诗人们登高啸吟，抒发魂梦纷飞的想象，缠绵悱恻重复着一个个浑厚、深沉、简单而永恒的生命旋律。和平、无争、安静、悠久的向往和追求，熏陶着中国诗人的伦常感受。在中国诗人心目中父母、妻儿、兄弟、朋友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精神寄托之所，“家”是一个圣洁的安抚之地——进可以报效国家，退可以奉事父母。正如司马迁说人穷则呼天、呼父母，故乡也可以当作天，当作父母来呼唤。在中国诗人的潜意识里，故乡、家永远是凄凉的秋世界，相对于辛酸寂寞的江湖而独立存在的价值世界。

而源于早期氏族社会的血缘至上原则和祖先神灵崇拜的“家国通一”的中国诗人的文化情怀，为中国的怀乡诗歌注入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将中国诗人的乡关之恋政治化、理想化，同时将政治情结生命化、人伦化。这种精神在诗人杜甫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思家的情感与国的忧虑，构成了和谐的诗意张力。

诗人许岚的家园由河流、庄稼、花草、树木、风、霜、雨、露、父母、妻女、老磨构筑成为一幅一幅中国农业生态的绚烂风景。无论农事的铺展，农物的刻写，还是农人人伦日常的深情讴歌，都表达了诗人“推己及人”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同情心、悲悯心成为诗人的抒情方式和想象方式，温婉、关怀、无我、朴实成为许岚诗歌的抒情基调。“我是胥家坝的一块小小的胎记/加上一个村庄的胎记/往往比一个祖国大许多”；“胥家坝，在中国的版图上/细如发丝/在我内心深处/却是自己珍藏的祖国”；“从一条河，流向一条江/从一条江，流向一条河/顺流逆流，都是家园”怀乡与忧国的旋律此起彼伏，呼应跌宕。
对地域生态的情感体认，表达诗人的土地情怀——重土思想与安宁思想的自然流淌。“黑龙滩/这口径巨大的一口井/比我的内心深/比我的路途遥远”这是生存的印记，也是感恩的抒发。“母亲像一粒麦”、“我们喜欢天和地/像两扇磨/我们站在中间”、“谷雨是乡村的接生婆”、“两位老人它们挥手的姿势像一座山/一条河/一朵花”、“两朵野菊花是相依为命的爷孙”、“桂花，金色的一朵和银色的一朵/是秋天一对恩爱的夫妻”、“我看见一滴爱情，像葡萄。”自然与身体，自然与情感，自然万物的生命化，表达了中国文人深沉的天人合一的人伦理想。

诗歌，永远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诗人的流浪，是身体的重新发现和生命意义的现实挖掘。对诗人许岚来说，流浪就是自我“放纵”、“淘金”、“赤裸”、“流血”和“语言的刀子深入内心”……他的“灵魂越来越瘦”，但是他的“天空越来越真实”。诗人被煎熬，诗人被磨砺，所以诗人才会有“城市距心飘飘渺渺，春雪在眼前浩浩荡荡”的悲壮的感觉，诗人在无奈中变得坚强。《流浪南方》勾勒出一代热血赶浪人的精神图景。“父亲母亲快要磨不动的时候/我开始独自去磨”。《磨》概况了诗人许岚生活的艰辛和生命不断更新的喜悦。生活永远是一扇沉重的石磨，把诗人的精神磨得丰富，把诗人的语言磨得锋利，把生命磨得宽阔。

流浪是诗人对生命的另一种审视。诗人在遥远的南方城市，感觉春节是“一只色彩斑斓的豹子”、是“一只盛满心愿的摇篮”、是“一条徘徊于遗忘与记忆之间的鱼”，与置身于自然山水中的纯情农民相比，诗人的春节已经涂满了多少世态的炎凉，人间的冷暖和人性的芜杂。是生活使诗人生出独特的触须，敏感的触须：“白发从森林绽放出花朵”、“皱纹从内心一圈圈爬上树枝的脸”、 “今夜的篝火，多像我们血液粘稠的旌旗”、“我的父母，我的爱人，我的朋友，我的诗歌/他们都是我信里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文字”……自我人格的书写和对故乡亲人们的呼告构成了诗人生活最绚丽的诗章。是距离产生了美，诗人笔下的《雪》，才会是“我失散多年的亲戚”，是“岁月寄来的家书”，是“一首首洁白的唐诗宋词”。诗人用生命的触须把大自然的美轮美奂浇铸成语言的巧妙绝伦。诗人善于把日常转换为哲学意义上的永恒，这样他的诗歌就具备某种魔幻，这是诗人的语言天赋在劳动中的赞美。

在流浪诗歌中，诗人的书写并没有局限于温婉、深淳的人伦情味的就事论事，玩味苦难，而是上升为语言的骄傲，表达的酣畅淋漓。所以，诗人才会从命运的低谷中看到生命的地平线——“多像父亲/在地平线缓缓的升落”；“城里的月光/像一口深不可测的老井”，“窗外的阳光躲在我的影子里/我躲在成都真实的情节里”。历经沧桑，诗人冲出厄运的重围，站在生命的浪尖向世人宣谕：“风雨再大，也不靠在别人的屋檐”、“污泥再深，身体也要清清白白”。忍辱偷生，不，是土地般倔强、朴实和生活信念的捍卫，因为他坚信“炊烟再次升起的时候”诗人能够“带一群孩子回家”。在骨子里，诗人宿命的自信：即使到了天堂，就能看见大海，“一起回到土里，这一生就圆满了”，“我流出的血比桃花还红”是对生命疼痛的物化，同时提升了个体现实的忧伤。

海德格尔倾向于像康德那样紧张地思考人从哪里来又归向哪里去，因而将人，特别是诗人的一切生存状态，都归结为在旅的焦虑。一种无家可归的不安定感，一种流浪的品质，一种精神放逐或自我放逐的宿命。从世俗的意义上讲，作家的流亡心态往往体现为主体处在被动的流放、亡命或主动的自我放逐、流浪与旅行的心理状态。流亡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离散与流浪性的汇聚，更具有宗教的、文化的、哲学的和民族情感的种种命意。布罗斯基，切•米沃什，甚至茨维塔耶娃正是以他们的精神状态昭示了那个时代人的生存状态。而诗人许岚的流浪，是文化寻根，精神开拓，是生命的自我放逐。他永远“住在农村和城市的怀里”，“好像一群候鸟，从季节的这一端飞向另一端”，成为精神上的两栖动物。无论“和春天一起迷路”，还是“火车在雨中行驶”，诗人在生命的旅途中赞美自然，赞美生命；同时他也赞美劳动中的搬运工，纺织女工。诗人胸怀自然，拥有一颗谦卑的心：“每一个起点和终点，都是我俯下的身子”，尽管“故乡，是蝴蝶追赶凋零的身子”、“稻穗，是大地十月怀胎的身子”。

“月来了/卸下一位诗人的光辉就走了/我安静地坐在光辉里”；“月相信我和东坡，都是身陷月光的人”。无论怎样的风花雪月，最终诗人必须回到内心。我并不赞同诗人有农民工的分类之说。在整个阅读过程，我并没有感受到一个农民的身份指涉，甚至思维局限。我只是读到一颗燃烧的心，如何在语言的大地上呈现出他的广阔和幽深。由家园—流浪—心灵构筑的《农民工博物馆》，是我们时代的隐喻，也是诗人许岚精神世界的暂时呈现。而现代人的诗意栖居，需要我们不仅仅是作为诗人的语言历险，而是作为一个真实人，在生活的时代活出我们的真实：语言的真实，身体的真实和思想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