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农水记忆

二十世纪五六十后代，是一个个大旱断粮之年，老家没有一滴雨。田间溪水蒸发的快，就是无水灌溉，那些不缺水的冬水田居然也干了，裂了好大的口子。在骄阳炙烤下，生命在枯死，牛儿没法在坡上啃草，猪草更是大问题。其实，田边土坎上的猪草早被人吃得干干净净。猪在饿，人更饿。

老家就驻在沟边，这条龙潭沟是涪江的一条支流，发源于五里梁，在刘家壕、马家壕交界处汇入涪江。龙潭沟本来河床就浅，河水低吟着缓缓地流去。解放前人们在河上造了一些跳墩，以便涨水时可以通过，但发大水却是不能过的。同时，还修了一些低矮的石河埝，在沟边建起碾坊，可碾米、磨面。这些都是善人善事，过跳墩不收钱，碾米磨面只收少量钱，主要是方便群众。碾坊在1978年时还有，但也不多见。解放前有一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通过筹款在涪江边修了一座引水发电工程，名叫可亭堰，可解决北坝、广华两乡沿途的灌溉和饮用。解放后，根据地形，在类似龙潭沟的溪流上还修了许多的拦河坝，坝高两米至三米，把水蓄起来，需要灌溉时用水轮泵提灌使用。修建拦河坝，还有一个故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党委政府组织牵头，农民出工，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依靠最为原始的肩挑背磨就把团结水库、鲁班水库和人民渠修起来了。后来修大围堰以及水轮泵提灌站时，一些人就几上几下地运作水利建设，真的让老百姓搞不懂。大围堰工程是把涪江中游河里的水蓄起来，然后用水渠把水引到下边去，利用河势下移，水渠大致保持相应高度的平移，下游的田土就可以浇灌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不识字的农民也都能看得懂。

提灌站就不同了，拦河坝蓄的水，通过提灌站，提升到三十米，或者五十米的高坡上，然后再用引水渠流到田地里。县水电局派了专家和技术员到来农村，宣传上级的工作安排，讲解农村水利建设的好处。在讲解的时候，公社干部就想不通，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也想不通，虽然他们识文断字，他们就不知道这个原理。农民们更是想不通，不管识字的不识字的，见过世面的没有见过世面的，一概想不通。虽然有水车可以参照，但那水车才多高，了不起就是三丈高。五十米的高坡，从山脚到坡顶，走上去都费力，起码也要十分钟。担一挑水上去，到坡顶就只有一半了。水自动上得去吗，能够灌溉田吗？面对这一个个的问题，县上派来的技术员磨破嘴皮子，乡民们还是一个个的摇头。

好在那时候党委、政府威信高，老百姓比较淳朴，只要国家一声令下，再有困难和怀疑都要服从并干起来。在指挥部的安排下，拦河、修渠、安水轮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在水轮泵抽水的那一天，人们象看西洋剧一样，在新奇、惊喜、怀疑等多种情感的驱使下，男女老少纷纷走出家门，簇拥在河边，走上拦河坝，看着领导一声令下，水门慢慢开启，一股激流奔涌而出，沿着主干渠哗哗流去，带动水轮泵，把水往上提。

一些人站在坡顶，等待着救命水的到来。有一个小名叫“赵包”的，更是与众不同。他是最怀疑的一个，他也要看看到底能不能把水抽上来。他看着渠边的人一个个沿着沟坎走，他还在散布他的“上不来”理论。“你们看，都好一阵了，我说上不来就是上不来！”其他的人说“再等等，不要忙下定论？”“赵包”说：“我敢下断章，肯定上不来！”“赵包”一会儿鼓吹他的理论，一会儿把头凑到水管的出口，看看听听。他听到里面嗡嗡的、嚯嚯地响，就是不见水出来。开始是一个人听一会儿，后来见紧不上水，“赵包”就把头缛在管口上。突然，一股水飙出来，几乎把“赵包”冲了一仰翻叉，奔涌的水流把“赵包”喷的全身湿透。

“赵包”不知所措，几乎把魂整脱。“赵包”讪讪的说：“看来我又整错了！”人们一边欢呼，一边看看“赵包”。看着救命水乖乖的顺着沟渠，流到田地里。这样大一沟水，打田是不愁了。由此，“赵包”得了一个新名号“老不信”。“不信”、“老不”、“不”、“信”等词都成了“赵包”的专有名词，由此衍生开来，产生了相关的歇后语。如：“听了“赵包”的话，没有饭吃。”“听了“赵包”的话，两口子要分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赵包”来说话。”

我们的家乡有肥沃的田土，有滋养大地的涪水。以及在涪江上的拦河坝和提灌站，但是在儿时的记忆里，基本上是每年都要差粮食，也就是饭不够吃。常听老人们讲，我们这里的日子时好时坏，好像没有称抖过。搞过合作社，也不好过。搞过大食堂，没有多久就过不下去了，还饿死了人。后来是生产队，也不够吃。不够吃的年份多，不够吃的人多。队里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人家粮食不够吃，公社里超过一半的生产队粮食不够吃。

一遇到大旱，瓜菜粗粮都代不过去，只有回销粮。回销粮虽然便宜，但也要钱买的。而且还不是人人都能买到，买到需要的数量。也就是定量购买，记得实在过不下去了。父亲曾去了大队会计王支书（当时都这样称呼他，实际应该是王会计）家，给王支书说了好话，批了五十斤的包谷，渡过难关。父母都是勤劳的，从不向困难低头。实在没有办法，不得不求助于领导。
也就是在这一年，队里领导和骨干社员秘密商量，进行分组。这也是有风险的，对上面说，还是生产队统一管理，生产和分配以组为单位，核算还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内部达成共识后，召开社员大会。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后，全部同意后才分组。从此，一个队分为四个组，把劳力和土地、耕牛、农具等进行了平均分配。一般地，一家人有两个劳动力的分到一个组，也就是两口子在同一组。有几个儿子及儿媳的，分在不同的组，那时还是大家庭的居多。

父亲成了一个小组的组长，带领着一个小组的人起早摸黑地劳动。一年下来，收益比生产队要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很多。父亲及乡亲们还是觉得不错，筹划着来年的工作。一晃到了七九年，中央的政策变了，要把土地承包到户。这个政策虽然在一些地方已经取得了成功，而且大多数也愿意这样做。但还是有许多的担忧：天干大旱怎么办？老弱病残怎么办？突然生病了怎么办？集体的事情怎么办？面对这诸多的问题，大家在一起议论纷纷。还有一个顾虑就是怕自己做得不好，被别人笑话。面子非常重要，似乎饿肚子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讨论了很久，估计有三个月吧，大家还是在大势所趋下接受中央的指示精神。一致决定把土地分到一家一户去，进行彻底的单干，土地就这样转了一圈后回到了农民个体手里。父亲和组里的组员一起，商量着如何分配土地。主要是男性组员，一般地农村都是男性当家，没有男性的才由女性当家。当时采用的方法是平均分配法，也就是把当时组里所有的成员数除以户数，得到一个平均数。这个平均数是一个整数，如果不是整数，把余数放一边单独处理。然后以这个平均数为基础，把组里的财产平均分为相同的份数。当时组里的财产有田土、耕牛、农具等，荒坡和电灌站就没有细分，有几根比较好的大树，由队里统一卖了还债。

耕牛、农具不多，比较好分配。田土的分配，就体现了农民们的智慧。田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分配问题上一点都不能马虎。根据田地的面积、肥力、水源、采光度、距离等指标，进行一项一项的评议。还要把握一个大的原则，尽量把一块田整体处理，实在不好处理才细分。评议完成后，组里的主要资产田地就被分成了相同的份数。然后再进行人数的搭配，也就是说，如果家庭平均人口是七人，如果一个家庭是七人，则这一家就得一份田地。如果有八人的家庭就与六人的组合，九人的与五人的组合，四人的与三人的组合，等等。

田地评议组合后进行编号，然后用抓阄的方式来确定谁得那些田地。这时是比较公正比较认可比较常用的分配方法，最后的所得也没有埋怨。如果是七人的家庭就得一份，组合的还要进行二次分配，不管是一份还是两份，经过二次分配后大家都还比较满意。只有嫂嫂一个人有意见，她认为长田坎那一块大田比较好，她就要那一块。长田坎是二哥分到的，为了平息嫂嫂的怨气，二哥同意把他分到的田用长田坎搭配其他的筹足五个人的田地进行调换。嫂嫂想了一下，还是自家的田要好一些，长田坎虽好，其他的就有许多的不如人愿。土也这样分配的，相对就要简单一些，土的价值比田要低得多。分配完成后，除了嫂嫂有抱怨外，其他人都基本满意。当时就有人提出调换的问题，但是都没有人愿意。对方都会想到自己田土的好，说起田土的好来，都有很多充分的理由。分配完成后，乡亲们就围着自己的田土，进行精耕细作，没日没夜地劳动。虽然单调和劳累，更自由更自主，这些都不是乡亲们所追求的。一个心思就是要摆脱贫困，不再饿饭。经过两年的努力，基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也就是认真地劳动一年，所打粮食基本解决一家人的吃饭和穿衣，还有简单的开销。

在这个时候，或者更早，就有人就开始进城，把农村的土特产运到城里卖。到城里做一些加工和运输的工作，只要是能够做的可以赚一点钱的事情，城里人不愿意干的乡里人都去做。逐渐的沿海的工厂到内地来招工，一些人到沿海打工。到大城市去，到外地去，成为乡头人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样的选择是自发的也是必然的，这样的事情，让专家和政府始料不及，启动了一些限制和卡压。但是，全面改革开放的闸门一旦打开，奔腾的洪流就会喷涌而出，冲翻一切阻碍前进的东西。

到八二年的时候，我刚上初中。这时候虽说粮食基本够吃了，但还是不宽裕。我们的定量是三十三斤粮食，百分之七十是大米，其余是面粉和玉米。大米的口感不好，面粉的麦麸成分重，做馒头不好吃。用饭票和面票进行区分，如果要多吃米饭，就要用粮票购买，购买时也是按比例搭配的。学习虽然艰苦，但是有了吃饭的保障，也乐在其中。到了八五年，学校里的粮食解决了，可以用面票吃饭，可以用饭票面票在学校里的小吃摊上吃喜欢的东西，也可以换一些日用品。那时的生活是物质匮乏，精神充实，充满理想和朝气。

大专毕业后到县武引管理处工作，心底不时萌发一些冲动。希望有所作为，不甘于这样按部就班地过下去。后来，到成都学习时，除了知识和视野开阔外，最大的感触是吃饭居然不要粮票了，个体经济也都发达起来了，小吃和交通比较方便。后来，弟弟被分配到上海工作，他来信说，上海吃早餐要排队，坐车非常挤，从东边到西边要4个多小时，直线距离不过50公里。还没有大规模开发浦东，许多人还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浦东浦西就一条黄浦江相隔，已经有了南浦大桥、杨浦大桥，还有江底隧道和轮渡。他说，广东那边已如火如荼地大开发了，上海还是沉默着的，看来观念和体制给人们的影响是多么的深！
吃饭、喝水是人类第一生活需求，解决吃饭喝水问题后才会有更多更高的其他社会需求。推动粮食安全生产的行业是农业、水利，它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大农业的组织方式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集体，再到家庭承包等。这些组织方式，在一定时期内满足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开始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以家庭农场、合作社、土地流转等为代表的深刻农业体制变革。这就是立足国情农情，保障家庭经营为基础与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改进传统精耕细作与现代物质技术装备，实现高产高效与资源生态永续利用，发挥好市场配置、功能互补作用，解决好地怎么种，科学治理地少水缺问题，全力满足国民“吃得好、吃得安全”，坚决闯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新型现代农业道路。

这些年，作为全国、全省农水大县，家乡周边各地与生活相关联的粮食、蔬菜、水果、鱼肉等种类的食品，虽然连年丰收，基本能够解决吃饱的问题。但是派生出的食品质量和安全问题，还有价格问题时常困扰着汹涌的消费者和无可奈何的管理者。在当前的生产关系形势下，农业生产力比较效益低下，众多386199为主体的农民不愿意传统性地种植和养殖，农村青壮年选择外出打工，以获取相对较高的收益是最为普遍的心理。加之，水旱灾害、环境污染直接影响到现代农业的科学发展，“三农”投入不足也严重影响到了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表示，如何推动现代农业的持续发展，彻底化解国人的安全生活问题，一是要实施好全国农业整体规划，着力进行国家、省市县和乡（镇）村互相统一而协调的农业产业规划，要根据水土、气候、产能和本地需求以及储运成本及条件，进行综合、全面地种养殖加工规划，用于推动农业生产和市场销售。二是要夯实“三农”科技服务，严格生产作业规范和标准，制定和实施农作物种植规范以及水产品、畜产品养殖规范，严格农产品加工和食用标准，指导、规范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三是要突出资源配置规划，坚持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建立健全农业生产及流通需要的人力、设备、水电、资金等进行规划、匹配，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进行长期地扶持和鼓励。四是要提升现代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引进和推行农场化、公司化等生产作业组织，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流动出来，形成以村组为单元的规模农场，由生产经营能手进行集约化生产管理。这些家庭农场（农业公司）实施农牧业种植和养殖，还可进一步深化加工及销售进而创建自己的特色品牌。农业现代化关键还要推动土地的改良整治和水土道路的改造，以最大程度地实现机械化作业。那些参与转让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可以获得土地租金、分红、务工、投资等收益，把这些收益提取一部分进行城乡社保统筹，可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五是要引导、鼓励农业企业、社会资本对农水的投资，坚持对规模经营大户进行补贴、培育，要拓宽农水行业的投融资渠道，使闲散资金、社会资本能有投资收益，而不是盲目地粉饰新村盖房子。六是要推动现代农业产业化培训、教育，要以技能培训、理想信念为重点，使得每一个真正的中国现代化农民都有一技之长，具有在广大农村和众多城市持续打拼的生存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