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1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2009年10月31日，随着钱学森逝世，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成了备受关注的话题。
为什么经济发展、教育发达、社会进步，我们的杰出人才反而不如以前？为什么这个物质极大繁荣的时代，却只能痛惜“大师”陨落，而鲜见新星启明？“钱学森之问”，问出的不仅仅是教育之惑，也是科学精神之惑。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曾直言：新中国成立60年，尤其是后3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极快，各项社会事业也极大发展，从时间上来说，培养一代世界级大师也是可以的。但为何我们现在没有大师出现？归根结底还是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下，科学精神出现危机。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社会价值观的日益功利化和物质化，人们对科学精神的向往和追求热情下降，科学精神赖以生存的大环境和土壤恶化。这是造成科学精神危机的首要原因。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就业压力增大，考取高学历、选择精深专业成为不少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逃避就业压力的无奈选择之一，而非为了自己的爱好。现在的研究生中，很多人对待科研、学术都比较浮躁，充满功利思想。一些研究生在选择研究课题时，不是以自己的爱好、专长为先，而是首先考虑能不能尽快出成果，对于长期性、基础性研究很难静下心来。
另外，科研管理的量化考核和导向偏差，也导致了一些科研项目的“大干快上”，缺乏严谨踏实的品质追求和对科学研究精神的尊重。
安徽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沈跃春认为，我们在科研上更关注数字和指标，往往忽视质量和内容。“我国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很多，可是真正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却极少。教育、科研表面上鼓励创新，实际上却用一套套数量和指标体系催着赶着，达不到既定目标，就有一系列惩罚措施。这与强调‘冷板凳坐十年’的科学研究精神明显背道而驰”。
除了快马加鞭的“催产”方式打乱了科研规律之外，社会评价体系官僚化倾向严重也阻碍了科学精神的坚守与发扬。
“这些年来，我发现身边也有很多优秀人才，但是往往他们做出了一些成绩，很快就被罩上光环、过度拔高、走上行政岗位，脱离了业务。不少科研人员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政治资本上，搞科研是为了仕途发展。这样下去，很不利于科研人才的培养。”郭光灿说。
此外，科学精神危机还表现在一些科研人员在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和现实生活压力影响下，无法专心研究、潜心学术，或靠“走穴”赚钱，或追逐媒体曝光、扩大知名度。有媒体曾做过调查，在2006年至2007年的大牛市阶段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阶段，中国经济学家的出场费一路暴涨，普遍由万元以下升至3万～5万元，“走穴”“赶场”已经成为不少经济学家的“主业”。
专家变“砖家”之忧
科学精神的缺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首当其冲就是整个国家科研创新能力下降、科研发展前途堪忧。
今年4月，英国《经济学人》网站刊发了《全球最具创新力国家最新排名》专题调查报告，在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型市场在内的所有经济体中，中国创新能力只排在第5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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