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稿（五）

党的光辉照征程

南下入川

    1949年4月24日太原战役胜利结束了，我们后勤司令部的一批同志接到命令，北上到绥远省参加那里的解放战争。出发行军几天后，突然接到命令不再前进，原地休息待令；之后不久通知说，贺龙司令员指示不再北上了，全部南下去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就这样，我们这批120余人的队伍回到临汾市，参加那里的整休和学习。三个月后，将大家编入南下部队，组织上统一给各个家属均发了军人证件寄回家乡，一律按军属享受各种优待政策。1949年10月1日在山西临汾飞机场，五、六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贺龙司令员作了出发前的动员报告，晚上用照明弹放了烟火，不久后便出发了。在贺龙司令员、李井泉政委的集中统帅下，广大指战员浩浩荡荡地走上了进军大西南的漫长征程。

    在我们这支南下大军中，有步兵、工兵、骑兵、炮兵、汽车兵等等；有走路的，有骑马的，也有象贺龙司令员、李井泉政委、苏联专家等首长们坐汽车的，真是人山人海，川流不息。我们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肩负着人民的希望，举着红旗，扛着步枪，一路高歌，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歌》、《解放军进行曲》等歌曲，浩浩荡荡像钢铁洪流，无可阻挡地前进。在行军途中，在短暂休息时刻，在餐前会后，我们都要放声歌唱。行军途中只要一有空，有的就唱歌，有的拉二胡，有的打莲花乐。有的唱快板；一到开会的时候，就互相拉歌，你唱一个，我来一段，嘹亮的革命歌声此起彼伏（我们中队拉歌的领头者是张子骏同志，解放后曾任绵阳市民政局局长，已去世），以此鼓舞每个同志的革命斗志，振奋革命精神，为祖国和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勇敢战斗。在那样艰苦、危险的战争环境中，我们的队伍洋溢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我们120人被编为三部十五中队，全副武装，每人身带八大件：步枪1支，子弹袋一条，内装60发子弹、手榴弹3枚，一个背包，内含换洗衣物和被褥，一个水壶，装有3斤小米和粮袋一根，可用3天的干粮袋一条，挎包一个，内装餐具、牙具等生活小用品。

    我那时刚十六、七岁，个子又瘦又小，背着八大件和其他成年人一样，每天步行40—50公里路，长途行军，又没有车辆、骡马可代步，就靠一双腿。身上背着几十公斤重的东西，没走几天就累得走不动了，加上我那时年龄小，瞌睡特别多。而我们的长途行军，上级规定了每天最少要前进40公里。每天都是两头不见太阳，早上天不亮就上路，走到天黑了也还不能宿营，总要尽量找到有人家的集镇住宿，以便补充给养，并尽量按上级的计划，按时或提前达到目的地。我经常是边走边打瞌睡，有时累得路都走不稳，饭都不想吃；有时摔倒就不想爬起来，只想躺下来睡个够。

    大队伍行军，有时走公路，有时走山路，有时走小路。公路上的桥梁、涵洞等基本上都被国民党军队败退时炸毁了，走不通，只有走小路。有时为了要过一条河，要绕道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路边到处是死人，是被打坏的车辆，被烧焦的房屋，被砍倒的树木，到处一片狼藉，战争硝烟未尽。我们既要躲避地方土匪武装的袭击，又要提防国民党军队溃败时在路上到处埋下的地雷。我们的队伍前面是工兵开道、探路，发现地雷，能迅速排除的就当即排除，无法迅速排除的，就用石灰打上记号，插上“小心地雷”的警示牌。我们再累，也不敢掉队，后面的人必须踏着前面的人脚印走，不然就可能踩上地雷，送掉性命。

    最艰苦的行军要数翻越秦岭那几天，当时正是数九寒天，要过年了，每天都下着鹅毛大雪，我们行军时里衣被汗水打湿了，眉毛、胡子上都结着白霜，一到休息时，汗湿的里衣又结冰，冻得人直打牙嗑。有时遇到好心的同志帮我扛一下枪，但多数时候都只有靠自己，因为别人也背着一样重的东西，一样劳累。队伍在秦岭的崇山峻岭中缓慢地蠕动，在悬崖峭壁上爬行，稍有不慎，就会掉下万丈深渊，葬身高山峡谷。

    艰苦、危险的行军一直维持了一个多月，两千多公里的征程终于踩在了我们充满血泡、充满老茧的脚下。

    艰苦和危险是镜子，是试金石，它检验了我们每一个南下干部的革命意志和决心。途中，有的人怕艰苦，逃走了；有的人怕危险，开了小差。我们中队从临汾誓师南下时120人，到达四川广元时只有90多不到100人，有20多人开了小差。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有一个在老解放区当过副县长的干部，怕死也开了小差，当了逃兵。当我们到达陕西省汉中地区的褒城县（现已并入勉县），休整十余天后，上级明确了我们中队的去向是四川广元地区并继续前进，于1949年12月底到达四川广元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