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历程，取得了显著成效，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率大幅提高。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二是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形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群。1978年至2010年，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7个。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不足4%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左右的人口，创造了4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
三是市政公用设施服务能力明显提升，人居环境逐步改善。“十一五”期间，城市道路长度从24.7万公里增加到29万公里，城市公交专用道从无到有，建成投产3726公里。城市污水处理率从52%提高到82.3%，人均住房面积从26.1平方米提高到31.6平方米。市政公用设施服务能力的大幅提升，扩大了城市人口容量，提高了城市现代化水平。
在中国城镇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中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城市发展可持续性的挑战。土地、水、能源等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中国人均资源能源都相对匮乏。同时，城镇化的低密度化倾向比较严重，城镇空间增长快于城镇人口增长。城镇化进程中占用国土空间过多，耕地减少过多过快，不仅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也威胁到国家生态环境安全。
城镇化空间布局的挑战。中国城镇化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特征，东部一些地区人口资源矛盾加剧，中西部许多地区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城市群数量不足与质量不高并存，中小城市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偏小，集聚产业和人口能力有限。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导致人口大规模流动、资源大跨度调运，既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加剧了人口资源环境间的矛盾。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挑战。由于城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薄弱，大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2011年有1.59亿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却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处于“半市民化”状态，长此下去，容易引发社会矛盾。
城市治理能力的挑战。随着人口向城市快速集中，城市配套设施建设与管理服务水平却难以适应，未能同步提升。近年来一些城市出现的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事故灾害等问题，对城市治理能力形成新的挑战。同时，从规划、建设和运营等环节创新城市基础设施管理模式，也对城市政府提出新的要求。
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对中国未来城镇化的总体判断是：中国城镇化已进入质量与速度并重发展的新阶段，其基本态势是：
第一，城镇化仍将处于较快发展阶段。按照城市化发展规律，城市化率在30%—70%的区间是快速发展阶段，目前中国仍处于这个阶段。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将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而伴随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镇化进程也将不断向前深入发展，特别是扩大内需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将会进一步激发城镇化内在潜力，增强城镇化发展动力。
第二，城镇化发展模式亟待转型。中国城镇化率已经突破50%，这是城乡社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折的重大标志。同时城镇化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速度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廉价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越来越难以持续；随着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加剧，主要依靠大量消耗土地资源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越来越难以持续；随着公共服务供求矛盾日益凸显，主要依靠低成本公共服务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也越来越难以持续。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势在必行。
第三，城镇化转型发展条件日趋成熟。中国城镇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城镇从外延扩张转向品质提升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不断健全，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面对的社会福利阻力正在逐步弱化。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网络不断完善，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优化的基础条件日臻完备。同时，近些年中国在一些地方开展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破除城镇化发展的制度障碍积累了丰富经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徐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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