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际三八妇女节前夕，江油市人民法院法官余光被评为绵阳市2012年度“巾帼建功”标兵 。面对这个荣誉，余光当之无愧。10年光阴，让这个曾经看似文静柔弱的小姑娘完成了从法官、到军嫂、到母亲的蜕变。10年，余光审结了近千件案例，无一错案，无一上访，年纪轻轻便具备较高的审判和调解能力。同事们都称她是“年轻的老法官”。
今年32岁的余光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家教严厉，父母对余光的要求和期望也很高，在班级里余光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从小学到大学都担任着班长职务，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领导能力。1997年，余光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分配到江油市人民法院中坝人民法庭工作。
进入中坝法庭后，余光从书记员做起，一边帮着审判员打理基础工作，一边花费大量时间来学习和适应法官审判工作。一年以后，中坝法庭人手紧张，余光被组织任命为代理审判员。
“第一次审的什么案子都不记得了，那时我比当事人还要紧。好像我不是审案的人，而是被审的人。”聊起当初，余光笑着说。“有一次审理一个夫妻离婚案，里面涉及很多夫妻之间的事。可那些东西是他们离婚的理由之一，所以他们不停地说来说去。我那时还是个小女孩，哪儿懂那些，完全‘少儿不宜’，所以当时觉得特为难。但不管怎么说自己是审判员，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审下来了。”
在审判工作上，余光算是一个毛头小丫，什么案子该怎么审，事前需要做哪些工作，这一切都让余光“慢半拍”。为了能尽快上手，余光一边学着审案，一边学习国内一些经典案例的审判方式，业余时间还向同事请教或者参加旁听。
慢慢地，余光摸清了基层案子的规律，“基层法庭大都是一些家庭、婚姻、赡养上的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类案子的当事人往往是为了斗气而起诉。所以，只要想办法理顺他们的情绪，很多矛盾就能迎刃而解。”现在的余光再谈当年显得更为淡定。
2001年余光被调到三合人民法庭，这一呆就是4年。“去三合人民法庭的时候我已经积累了一些审判经验。越是这样，我在审理一些小案的时候就越谨慎。对于一些有特殊影响力的案件，还要采取特殊办法。比如，碰到一些在当地比较有影响力的赡养案、离婚案，我们会把庭审现场搬到老百姓院坝头，允许村民旁听，目的是起到特殊的教育意义，有时还能利用邻里资源促进案件和解。”说起审案余光就有点儿滔滔不绝。
余光记得，有一次审理一个赡养纠纷案，继子张某不愿赡养继父，继父就把他告上法庭。考虑到原告有风湿性腿疾，行动不便，余光就把审案现场搬到原告家院坝。附近的村民闻讯，纷纷来看稀奇。张某很犟，在审案过程中，任凭法官把嘴皮说破，他就是不赡养继父，“我不信你们能把我抓去坐牢！”在周围旁听的村民看不下去了，纷纷帮法官，有的劝张某回心转意，有的指责张某忘恩负义，“不是当初老汉把你从垃圾堆里捡回来，你龟儿子早就喂野狗了。”“你这样不尊老爱老，连婆娘都找不到！”这话说到了张某的软肋，他最后同意赡养继父。余光深有感触地说，有时村民的劝说，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村言野语”，往往比法官的调解更有效。所以，此后余光审案注意“发动群众劝群众”。
当然，在众多的案件当中，给余光印象最深的还是2010年初接到的一个干儿子状告干爹的案子——关于地震以后的灾后重建房。张大爷准备重新修建房屋，谁来修？其干儿子刘某主动承担起修房任务。由于关系特殊，修房之初双方并没有制定相关合同。等房子完工，按照农村的风俗，张大爷觉得房子多处“风水”不对，不想给干儿子开工钱。为此双方从争吵最后闹到法院，“父子”情谊彻底断裂。
“从法律程序上来审理案子有一定的难度。第一，双方没有实质性的承建合同，口说无凭。第二，没有设计图纸，不能表明在建设上存在缺陷。话又说回来，农村建房，谁会用图纸呀？但是老大爷坚称房子有问题，不给干儿子一分钱。气急的干儿子闹着要找来炸药把房子炸了。‘不给钱，老子就炸房子听个声！’他说。事件迅速升级。”余光说，像这样的案子要依照法律程序来审很难，除非申请建筑质量鉴定，但老大爷不会答应，也不符合农村实际，还有一个问题，谁来给签定费？所以，当时只有启动“大调解”体系，多部门参与反复多次调解。“有一次调解到中午，我们10多个人只好泡方便面吃。老大爷一个劲地请我们跟他同吃，但我们人太多，不能让他破费，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到村小卖部去买方便面吃。吃完后，继续调解。也许是我们的艰苦朴素感动了双方当事人。最后原被告双方都做出让步，调解成功，此时天已黑了，等回到城区，早已灯火阑珊。”
由于这个案子调解得非常成功，后来被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栏目组拍成了专题片，余光也成了全国法院系统的名人。
工作中，余光自信而且能干，生活中父母健在，无后顾之忧，曾经余光觉得这就是幸福，唯一缺少只是爱情。一次偶然，余光在火车上邂逅了陕西华阴某部队年轻军官李勇，两人通过“鸿雁传书”许下终身。2006年，走进婚姻殿堂。“我想当初敢结婚可能是受父母影响。因为我很小的时候父母也是分居两地，所以我选择了做一名‘千里相隔’的军嫂，即便很多人替我担忧。”
虽然早就给自己打过“预防针”，但有些东西真正来临时，还是让余光措手不及。“2008年1月儿子出生，母亲帮着带孩子，我仍然能全心工作。”谈到母亲，余光眼中仍有一丝酸涩，“2009年底母亲查出癌症，但我们没有告诉母亲实情，一直瞒着她老人家。只有带母亲去成都医院检查化疗的时候，李勇才能请几天假陪在我身边。”
那一年余光白天咬牙坚持审案，午休时整理文书，下班之后拖着疲累的身躯往返成都、绵阳、江油三地。由于不能兼顾儿子和父亲，余光只有将还不到2岁的儿子扔进托儿所。
2010年母亲去世，儿子突然生病，工作上案件数量和难度剧增。为了工作，余光拜托同事带儿子打针拿药，自己躲在办公室加班，可儿子病情仍无好转。“那时候听到儿子哭，突然一下子觉得自己终于快要坍塌了。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丈夫感觉到我的变化，立马把儿子和父亲接到了部队上。”
曾经热闹的小家瞬间只留下了余光孤零零一个人，那份落寞和凄楚，那份思念和等待余光至今难忘。“有时候特别想儿子，我就在星期五之前都把手头所有案件处理完，然后坐火车去陕西。遇上没有坐票的时候，就站一夜过去。星期天的下午再赶回江油。”
作为一名军嫂，余光从不后悔，她坚信，只要有信念，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声明：绵阳市场信息网内容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