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相狗之惩前何以难毖后

    中央反腐败的力度一年比一年加大，可腐败案件一年比一年增多，涉案人员的职务一个更比一个高，涉案金额一案更比一案大。我党历来实行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似已失灵，贪赃枉法者大有奋不顾身、前腐后继、再接再厉、勇往直前之势。

    毖后者，意为使后来者小心谨慎也。然而现在一些人不是在廉洁自律上小心谨慎，而是在贪赃受贿时小心谨慎，以便能在犯罪之后无人察觉，或察觉了无法查处，这就使得反腐败的难度与反腐败的力度同比增大，而腐败的势头则仍然难以遏止。如果我们的反腐败斗争老是像这样只能惩治腐败分子于既腐之后，而不能制止腐败行为于未萌之前，则反腐败斗争始终是被动的，滞后的，反腐败的代价始终是巨大的，沉重的。

    惩前无以毖后，主要根源在于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腐败行为失于监督，疏于防范，易于发生，难于查处。换言之，现在搞腐败太容易了，太方便了，太划算了，太实惠了，这无疑会鼓励更多的不法之徒去冒风险、滚大案，顶风作案，而置前车之复辙于不顾。湖南衡阳县电力局接连三任局长三年中相继犯案，同期坐牢，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的监督机构不缺，监督渠道不窄，监督主体不少，但真正强有力的监督却只有上对下的纵向监督，横向的、下对上的监督一遇上权力挡道，监督马上大打折扣。如果上对下的单向监督稍有疏忽，则几乎一切监督都同时失效。沈阳市下属一个区原区委书记三年出国20次，平均两月不到就有一次，其中17次为未经批准私自出境、出国，并先后重复报销出国经费10笔达5万余元之多，其出国之频繁，与外交部长不相上下。这样突出的事例，就算下级不敢监督他，同级不便监督他，上级党委为何也不监督他，一定要等他第20次出国后才查处，这不是太方便了吗？查处的结果，仅是开除党籍，追缴违规报销的部分，这不是又太划算、太实惠了吗？历代的封建帝王都十分重视上对下的监督，并且只重视上对下的监督。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动不动就剥皮、抽筋，可谓严矣，但仍不能杜绝官吏腐败，原因就在于他只有从一个方向上的单一监督，却同时留下若干的漏洞无法防范。任何贪赃行为只要能够不让上头知道，就可以放手干去，因此严刑峻法也遏制不住腐败的泛滥，官吏腐败成为几千年封建社会根治不了的顽症，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现在，人民群众对经济犯罪分子的查处有“以赃抵罪”的说法，即所谓“有钱钱坐牢，无钱人坐牢”。只要退赃快，退得干净，无论金额多大都可缓刑。据《经济日报》载：某市1997年判决的经济犯罪分子104人中，缓刑达65人，占62.5%，1998年更上升到65%，该市的某些基层法院判决的缓刑面更高达90—100%。查到了，就吐出来，大不了等于没有得到什么；如果查不到，一场泼天富贵不就到手了？这正是经济犯罪分子的初始心态。其实退出贪污所得，也仅仅是犯罪分子交出了原本不属于他自己的一切，法律在此仅体现了物归原主的公正。但如果以此赎罪，就是承认犯罪分子可以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为自己换得人身自由，他们并不需要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自身的代价。如果有一个犯罪分子可以不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自身相应的代价，就必然有更多的人会去尝试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