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并在文学、史学、金石学、目录学、谱牒学、诗、词等诸多领域卓然成家，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以其毕生的精力、卓越的才华、创造性思维和开拓性实践，切实改革了当时的世风士气，更新了政坛、学坛、文坛风尚，推动了当时的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也因此而被时人誉为“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宗师”。欧阳修一生充满着创新精神，对后世和现代都有着多方面的影响。
（一）欧阳修的创新精神
欧阳修（1007—1072）一生都充满着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是成就欧阳修这位文化巨人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忘身报国，救世济民”是欧阳修创新精神的思想基础。
欧阳修从事政治和学术活动的时代是北宋朝的中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状况，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一派升平气象。而实际情况是，统治阶级因循守旧、不知进取；劳动人民忍受压迫和剥削，敢怒不敢言；面对契丹、西夏的军事威胁，北宋王朝国防无力而奉行屈辱外交。内忧外患，社会矛盾非常激烈。早年，欧阳修曾仿效韩愈的《杂说四首》写了《杂说三首》[1]。第一首强调要有为而发，不作无病呻呤；第二首强调要建功立业，不追求功名利禄；第三首强调要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抒发他忘身报国、救世济民的人生理想。欧阳修一生关心国计民生。他说：“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取架阁上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他历任地方官，办事很认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尚及文章，惟谈吏事”。景祐三年（1036），他在《原弊》[2]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存在“三弊”（诱民之弊、兼并之弊、力役之弊）的现实，并分析造成的原因，表现了改革弊政的愿望。他积极参加朝政改革，以谏官和知制诰的身份参与庆历新政，踔历风发，敢说敢为，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旺盛的改革热情；他始终坚持反因循、求改革，斗志至老不衰。
“疑古辨伪，力排旧说”是欧阳修创新精神体现在学术研究上的特征。
要改革，就得有改革的理论依据。在封建社会中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新式理论可资引征的情况下，作为庆历新政的鼓吹者和领导集团成员之一的欧阳修，把注意力投向了旧式“经”书——《易》、《诗》、《春秋》等。他把创新精神贯彻于学术研究，勇敢地举起疑古辨伪的旗帜，带来了学术思想的大解放，开创了我国学术发展的新时代。正如苏辙在评价欧阳修在经学研究方面的独创精神时所说：“欧阳修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在笃信经传的中国中古时期，欧阳修敢于力排旧说，对传统经籍和后儒的传注提出质疑，疑《易传》、疑《诗序》、疑《周礼》，在维系旧秩序的旧理论架构上撕开一个口子,提出自已独到的见解，为改革创新提供理论依据,确实难能可贵。
“物极必反，数穷则变”是欧阳修《易》学研究中贯彻始终的思想，也是欧阳修创新精神的哲学基础。
欧阳修在讲解《易》时说：“物极必反，数穷则变，天之常道也”[3]，并且告诉人们这个道理是贯穿《周易》全书的总道理，认识和掌握这个道理是正确理解《易》义的关键，也是指导人们行动的正确理论。欧阳修认为，“物极必反，数穷则变”不但是通盈天下之道，而且是四时恒久之道。他说：“恒之为言久也，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4]。在这里他告诉人们，恒久不是静止不动、永远保持原貌的恒久，而是运动变化发展的恒久，静止不动不可能保持恒久，客观事物只有在变化发展中才能保持恒久。欧阳修进一步指出，“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君子明于恒久之道就能知进退存亡之理而化育天下。欧阳修这些认识已经包含着辩证法思想。
“除弊兴利，革故鼎新”是欧阳修创新精神的实践目标。
北宋一朝，多有沿袭前朝五代时的纷乱制度，所以官制、兵制等方面都明显存在冗滥的弊病。到仁宗时，冗官、冗费和冗兵这所谓“三冗”问题已成积弊，造成严重的政权危机和社会危机。欧阳修在朝历仕知谏院、知制诰、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副宰相）等要职，经过不断的深沉思考，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生产、节约财用，严明赏罚、澄清吏治，练兵选将、巩固边防等改革主张及一系列除弊兴利，革故鼎新的具体办法。完全可以说，改革创新是欧阳修献给他的那个阶级和那个时代拯危救弊的一副良药。
欧阳修不仅有改革者的思想，也有改革的实际行动。他不仅是庆历新政的参与者，而且是新政决策集团的主要一员。新政酝酿期间，在围绕要不要改革的“庆历党议”这场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中，欧阳修坚定地站在改革派一方。他曾上书力荐改革派人物范仲淹，也曾为受打击的改革派官员辨冤，他更直接指斥阿附保守派代表人物吕夷简、诋毁范仲淹的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为改革派争取领导权做了充分的实际工作，对促成改革出了大力。在新政实行期间，他参与决策，提建议，出主意，也切实督察新政的实行情况。例如，他连上三书按察官吏，他提出不循常规，于军中选将；他两论台官不当限资考；他建议整顿馆阁官职以杜绝官员冗滥，又两论更改贡举；欧阳修还连上两书建议黜降不能按要求按察部下的官吏，致使昏官赃吏得不到惩处，造成地方动乱的京西按察使陈洎、张昪，使陈、张两人受到降职处分。庆历新政失败以后，欧阳修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而且还为贯彻这些主张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比如：他主张不次用人，便向朝廷举荐才学、品格具佳的布衣士人苏洵、陈烈；他也曾奏请奖用70岁的老将孙沔。至和二年（1055年）他管领三班院，见官员冗滥空前，曾奏请进行厘革，“立定新制”。嘉祐五年（1060年）他领管群牧司，因见“积习成弊”，也曾奏准改革旧制。他奉使河东时，见朝廷禁止耕种沿边之地，造成很大祸患，便拟定了召募耕种人之法，奏请朝廷施行等。尽管庆历新政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改革创新精神正是欧阳修及其那一代人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遗产。
特别需要论及的是，欧阳修成功地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宋初以来的西昆体诗文“缀风月，弄花草”，一味好奇尚怪、粉饰太平，到仁宗时已成为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因素。适应当时朝政改革的要求，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兴起。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贡举时，带头改革科举考试制度，起用了一批有用人才，从组织上为改革宋初的文风准备了力量；他痛抑“时文”的险怪风气，提倡平实文风，并以大量的创作实践引导宋文走向平易自然、关心现实生活的康庄大道。欧阳修一生著述丰厚，凡22种，仅《四库全书》就收录或存目13种。他个人编著《新五代史》，又主编《新唐书》，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他个人占了两部，从数量上看也是一个巨大成就。他编史，讲求义例，创制新体，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封建正史的体例。欧阳修又是我国金石学的开创者，他的《集古录跋序》是我国金石考古的第一部专著。欧阳修早年参加编写的《崇文总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官修总书目。他编撰的《欧阳氏谱图》，改造家谱体例，创制谱牒新样式，为明清两代私家修谱及谱学繁荣创造了条件。欧阳修是著名的诗人、词人，更是杰出的散文作家。他的诗词文都能变古创新，形成个人特有的风格，处在开风气之先的倡导地位。他的《六一诗话》创立了一种漫话闲谈式的论诗体例，开文人诗话之风。他的《秋声赋》一改旧的传统方式，糅进了散文的表现手法，为诗文革新运动的深入发展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正如南宋文学家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指出：“庆历后，欧阳修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毕仲游撰《欧阳叔弼传》云：“本朝欧阳庐陵文忠公起于天圣、明道间，主天下文章之盟三十年”。经过欧阳修及其后继者的努力，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结束了骈文独霸文坛近乎千年的历史，开拓了古文顺利发展的新境界。
“果敢刚正，清操历节”是欧阳修创新精神的个性品质。
改革创新会有风险、有阻力、也可能失败，甚至改革者也可能因而遭受打击迫害。这就要求改革者必须具有独特的个性品质，欧阳修正是具有这种独特个性品质的人。欧阳修自称“余狷而刚”，并称引前宰相王曾的名言“恩归于已，怨使谁当？”以表白自己直道行事，不做老好人的心迹。在朝廷论事时，他犯颜直谏，正言谠论，一反士林论卑气弱的陋习。他不怕得罪权贵，“不怕身微而当众怒”，以致平生屡遭诬陷贬谪，景祐三年（1036），他因“朋党案”贬官夷陵；庆历五年（1045），因“张甥案”再贬滁州；治平四年（1067），又因“长媳案”罢政出知外。然而，他无怨无悔，身居贬所，随遇而安，且终生不改其操。嘉祐二年（1057）他主持贡举时，对当时流行的“险怪奇涩”的不正之风予以痛斥，以致受到一些浮薄子弟拦路围攻，甚至写祭文诅咒他，但他泰然自若，不仅毫不妥协，反因发现了苏轼这样杰出的人才而大喜，甘愿为这样的年轻人的出头让路。《宋史》本传称他“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5]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盖棺论定，称赞其“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是对欧阳修创新精神独特个性品质的充分肯定。
“奖掖后进，择贤而举”是欧阳修创新精神得以发扬光大的关键。
欧阳修以其道德文章为天下所仰慕，后辈们更把他视为泰山北斗。欧阳修本人也当仁不让地以领导文坛，振作一代文风为已任，始终注重奖掖后进，择贤而举，以求真培养造就德才兼备的一代新人。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贡举，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五载：是岁“赐进士建安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是岁，进士与殿试者皆不落”。不仅是取士众多，而且是英才辈出。这其中就有曾巩、张载、王回、王无咎、吕大钧、程颢、苏轼、苏辙等人。当时，这一批人正是英气勃发、年富力强，都期盼着在政坛上和文坛上大显身手，一展才干。贡举中得人之盛，号称一时。于是从宋仁宗后期开始，文坛上出现了人才济济，且聚于欧阳修门下的盛况。从欧阳修的密友尹洙、梅尧臣、苏舜钦，到受欧阳修引荐的苏洵、王安石，再到直接出于欧门的苏轼、苏辙、曾巩和间接受益于欧阳修的黄庭坚、秦观、陈师道等，有宋一代无不得到欧阳修的培养、熏陶，因而这一代人大多都具有类似的人格精神和学识修养，从政为文各有千秋，欧阳修的创新精神也得以发扬光大。
（二） 欧阳修是北宋“休闲文化”的创造者和推动者
休闲文化，是指与人们的休闲生活、休闲行为、休闲需求（物质的、精神的）密切相关的经济和文化领域。特别是以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和文化、体育等形成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系统。
欧阳修从中央被贬到地方，在滁州做起了州长。虽然到了基层，但是欧阳修还是以乐观的心态面对周围的人和事，一篇《醉翁亭记》道出了欧阳修的超然心态。这时欧阳修的休闲和与民同乐，就是在强调一种无为的管理风格。通过对民风潜意识的教化和熏陶，最终达到无为而治。
受欧阳修乐观主义思想和士大夫忧乐观的影响（有早前的《与范希文书》[6]为证），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描写的山水胜景:“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浩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他在对山水胜景进行审美欣赏中感到“此乐何极”的同时,愉快地欢呼:“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7]，这又表明了文人休闲有着强烈丰富的审美内涵和文化意蕴,不是单调贫乏的休闲和游玩！
在积极的休闲活动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审美。而要很好地进行审美活动,提高积极休闲中的审美的质量,就必须懂得和遵循审美的特点和规律。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树立审美的态度,要有审美的要求、修养和能力。
欧阳修认为,人身难免为物而劳,为物累心,只有采取寓寄情意的态度,才能“有以乐其心,不知物之为累也。”[8]他又说:富贵者穷欲天下之物,往往不可兼得“山林之乐”[9];而乐于山水者却可得“荫长松,藉丰草,听山溜之潺湲,饮石泉之滴沥”[10]之乐。他们与富贵穷欲者的区别,就在是否为物欲所累。欧阳修比康德提出非功利的审美态度,早了七百多年。这是儒道思想与欧阳修审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苏轼“寓意论”的审美态度,很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如下这段文字中:“夫天地之间,物各有所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是何等旷达超脱的审美胸襟!这正是今人在旅游中应有的审美态度。
让欧阳修的门生苏轼不可能料到的是，在历史和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继承而日益失落的同时，历史和文化在如今正被转化为各种形式的经济财富。
欧阳修大概是历代大臣中，少有的公然写“淫词”者。虽说按现在的标准，其内容至多算放荡，还谈不上淫荡。但欧阳修写得富有叙事性，容易被人当真，这些词也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后人乖巧多了，官做大了，立即板面孔如纯正君子，令我辈空忆欧公风流。
欧公的词作，自然深得歌女们的仰慕并成为她们的谋生资源。欧公在颍州去世很多年后，苏轼赴颍州为太守，夜游西湖时，发现歌女还在唱欧公写的词。大为感动之下，东坡步其韵和了一首《木兰花令》。词曰：
霜余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颍咽。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
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颍州古西湖在颍水流入淮河处，而颍水是淮河最大支流。深秋(霜余)时节，河水不如夏日宽阔，颍水细细如呜咽。十五的月儿圆了(三五盈盈)，第二晚就要缺一点(还二八)；“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醉翁老当年写下他的词，至今已有四十三年，时光快如闪电掠过。现在还有几个人是真的见过欧阳修的？
苏东坡似乎以为时光将淹没欧阳修的名声。确实，斗转星移，千年巨变，如今已不按粤语发音将“八”念作短促的“波”，苏轼的《木兰花令》(以及他所和欧阳修的《玉楼春》)都唱不出韵脚了。但苏轼不可能料到的是，在历史和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继承而日益失落的同时，历史和文化正被转化为各种形式的经济财富。2007年，国内16城市纪念欧阳修诞辰1000周年活动中，各地充分利用欧阳修为其创造的宝贵精神文化财富，真正做到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单是招商引资就以数百亿计，既提高了城市形象和知名度，又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三）正在全球化的欧阳修
令苏东坡无法料到的是，在现今这全球化的时代，欧阳修的名声和作品，不但早已超越了国界，而且早已超越了东亚儒家圈。台湾学者白先勇先生的美国入门弟子艾郎诺(Ronald C. Egan)，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欧阳修。后来他的论文被冠以《欧阳修文学作品》的标题出版。该书评述欧阳修在诗词文赋四形式的全面成就，被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不说是英语汉学界的必读之书吧，至少也是应读之书。艾郎诺曽撰文赞叹：“北宋时期的欧阳修创下了诗话、金石考古、牡丹栽培、《诗经》本义探究、《易经》研究等好几个世界第一。”
韩国、日本及东南亚国家许多搞欧阳修研究的学者，也有不少人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如在互联网上也可以搜索到成百上千的著述。
正如欧公于《祭石曼卿文》中所言，“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于无物者，暂聚之形；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朽者，后世之名”。
前不久，国内散文高手李方写过一篇文章《我最愿意生活的十个时代》，他愿意生活的十个年代首选就是十一世纪的北宋。理由何在？他说：“这个时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简单，是因为这一百年里，五个姓赵的皇帝竟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我是文人，这个标准虽低，对我却极具诱惑力。这得托宋太祖的福。他曾对儿孙立下两条死规矩：一，言者无罪；二，不杀大臣。难得他在十一世纪的五个继任者都特别听话。”
皇帝优待大臣，政治比较宽松，人们心情比较舒畅，而且经济有很大发展，城市生活富足繁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可以称之为“市民社会”的现象——西方汉学界的流行观点认为唐代为中古时代之结束，宋代乃近代中国之开始——相对而言，北宋可算我国历史上的“和谐社会”。当然北宋也有农民起义，也有流离失所的灾民，也有对外战争，但是，与其他朝代相比，北宋社会确实要和谐一些。
颍州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开封、洛阳不太远，颍州便成了大臣短期外放、方便调京使用的首选地区之一。北宋著名文人晏殊、欧阳修和苏轼等都当过颍州太守。特别是自号“醉翁”的欧阳修，退休后不回祖籍庐陵(今江西省永丰县)、出生地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甚至不去扬州平山堂(他做扬州太守时构筑的居所)，而选择颍州为终老之地。他喜爱颍州西湖的景色优美，喜欢当地的淳朴民风。他做太守时颍州诉讼很少，他可以悠闲地游山玩水，设宴喝酒，写作著书。这地方给了欧阳修极好的印象。
对于欧阳修在文学上的成就，按现在的说法，叫作家。一位美国汉学家评论说：欧阳修是最符合西方人对儒家人物集学者、政治家和作家于一身的定型“偏见”的中国历史名人。
欧阳修领导了北宋的古文运动。当时的科举要求写四六赋文，就像我们现在考试中死板的选择题和简答题。古今都一样，对阅卷客观性的要求导致形式的僵化。欧阳修反对这种华而不实的高考“时文”，主张文以载道的前唐韩愈式“古文”；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某些古文支持者将韩愈的奇倔文风发挥到极致的故意搞怪。这一运动也反映在诗歌中，欧阳修反对华丽雕琢的“西昆体”，将宋代诗风引向平实一路。对当时不被重视、因而写来比较自由的词，欧阳修加入了叙事性，在词的创作中，他的人物描写十分形象生动，他的对话和场景颇有戏剧张力。这使人觉得，如果当时就有小说，欧阳修一定能写出很好的长篇，如果当时就有戏剧，欧阳修一定能够编写出很好的剧本。
[作者简介] 刘文传(1958——)，男，四川射洪县人，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历任战士、班长、教员等，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人科普作家协会、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理事等，现为四川省绵阳市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四川省绵阳市欧阳修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出版有《欧阳修大传》、《欧阳修研究概览》等多部欧阳修研究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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