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相狗之治贫困易 治腐败难

    在德国柏林，有一家由七十个国家参加的非政府联盟机构，名叫国际反腐曝光组织（T1）。该组织1997年曾对世界52个国家作了调查，并于7月31日向世界公布了他们的腐败调查表。这个调查表以腐败越严重得分越少为序排出名次，最高分为10分，其中不足5分的国家就有20个。这20个国家中，亚洲有8个，拉丁美洲有7个，非洲和东欧各2个，西欧有1个。按东西分，东半球是西半球的2倍；按南北即贫富分，则穷国是富国的4倍。表上所列的世界“首腐”为尼加拉瓜，得分仅1.76。但该调查报告同时承认：“有些国家的腐败情况比尼加拉瓜更糟糕，只不过没有收集到更充分的数据来证实而已。”

    该组织的调查和排名具有多大的权威性姑且不论，但有一点似乎不容忽视：即腐败是与贫困、而不是与富裕联系更密切。当今世界上48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人口占全球40%，而国民生产总值仅占0.1%；世界有3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有13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还有1亿人挨饿，1.5亿人上不起学。但无论多么贫困的地方，只有贫困的百姓，却少有贫困的官员。这个现象足以证明贫困和腐败的密切联系。就连那个至今还找不到地方建立国都的巴勒斯坦国，它的部长们的腐败就已经使国民怨声载道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问题呢？

    但是人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要反腐败必先治贫，或先脱贫后反腐。因为贫困并不是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按照世界银行给腐败下的定义。腐败是“为了私人利益滥用公众所赋予的权力”，权力的滥用才是腐败产生的主要根源。贫困是可以逐步消除的，权力则是永远存在的，它的滥用也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克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治贫困易，治腐败难。

    我国改革开放近20年来，每年都有二、三百万贫困户脱离贫困。现有的5800万贫困人口，虽然大都生活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地区，如石山区、深山区、荒漠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地方病高发区、库区等，脱贫难度很大，但只要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扶贫攻坚的最后胜利是可计日而待的。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已经向全世界作出了庄严的承诺：“现在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

    治贫之所以不像治腐那么难，就在于我国的贫困人口虽然面宽量大，但治一片即少一片；脱一个则减一人，而且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贫困程度也在逐年降低。以全国每天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计，九十年代一天相当于八十年代四、五天的量。一个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增强了，从总体上治理贫困也就不难了。在这一点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治理腐败则又当别论。腐败之所以难治，就在于我们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气候太有利于腐败的产生了。无论权大权小，只要肯去交换，权钱交易准能做成。尽管反腐败的战役在一个接着一个地打，并且取得了若干阶段性的成果，但并未能积小胜为大胜，遏止住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使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发生大的变化。只斩草不除根，这草就得永无休止地一茬一茬割下去。有关的统计资料显示，十四大以来的五年间，受党纪政纪处分的人数达63万人，其中县处级以上2万多人，地厅级以上1800多人，其上升幅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更令人奇怪的是，在某些岗位上，原来的腐败分子查处之后，新的腐败分子很快又冒出来，这种腐败分子不惜以身试法前腐后继的现象，才是最令人担忧的。

    当然，我们说腐败难治，决不是说腐败没治。腐败从本质上说是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必然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腐败的前提是滥用公众赋予的权力，任何人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如果都处于公众严格而又严密的监督之下，滥用就难以发生。或者，如果让任何一个腐败分子都毫无例外地为自己的腐败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腐败也就必定会被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以内。进行这样一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单靠行政运作是难以奏效的。几十个红头子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行政运作虽以行政权力作后盾，但又易为行政权力所左右。权力一旦介入腐败，靠权力进行的反腐败必然要打折扣。只有使我们的反腐败工作由行政运作转向法制轨道，由查处腐败现象转为防止腐败行为产生，即形成这样一个新的运行机制：既能使已有的腐败分子无处藏身，又能使新生的腐败分子无从产生，我们的反腐败斗争才可能不战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