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光辉照征程
苦 难 岁 月
1964年我担任青川县委第一书记，当时年仅32岁，从绵阳地区共青团委书记岗位上去的，在那里工作近两年。1966年11月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同年12月我被夺了权“靠边站”，由青川县人民武装部军管，个别有野心的人物——人武部政委，在全县群众大会上宣布，说我是全县最大的反革命分子，打倒是无问题的，并带头揭发，说我在任职期间篡夺军权（因我兼任武装部第一政委），是四川省“大反革命李井泉”派来在川、陕、甘三省交界地区负责搞兵变的联络员等等。由此我家被一抄而光，五口人只给我们留有被盖三床，饭碗五个，筷子五双，铁锅一口及随身衣物，其余财物全被收走，工资停发，住房两间也被收走一间，全家五口人挤住在一间屋内。在那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月，我一个穷苦人出身的放羊娃，一个从小参加革命的红小鬼，一个忠心耿耿跟党走的共产党的县委书记，一夜之间就被那些专搞打砸抢的“造反派”们打成了反革命，变成了阶下囚。
接下来的连续三年，即1966年12月至1970年1月，是我们全家的苦难岁月。三个孩子，大的十一岁，小的五岁，也被“造反派”取消读书资格，说什么反革命分子的子女无权读书等等。大人挨批挨斗，小孩同样遭人欺凌、毒打，白天他们不敢在家生活，只好外出去农村老百姓那里藏身，有时拣点做饭用的柴禾，天黑时偷偷拿回家用。特别是我和老伴被弄到三锅石农场劳改期间，三个孩子留在县城无人管，就在屋檐下用砖头、石块支一个锅灶做饭，饱一顿，饿一顿，冷一餐，热一碗，过着无依无靠、无人照料的日子。全家过着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时间长达三年之久，那一千多个苦难的日日夜夜，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我们这些受冲击的老同志更不会忘记！！！
在这三年的文革高潮中，我们深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先是1967年1月至1968年8月在青川县城，我和老伴杨朝芳多次被“造反派”押解到各种场合接受“专政”，戴高帽批斗、游街示众、抹黑脸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在没有批斗会的时候，“造反派”就安排我们搞劳动。
那些“造反派”们扬言不但要从政治上把我们打倒，而且要从身体上把我们打垮。常常是别人都下班休息了，他们还勒令我们去打扫公共场所的清洁，清除食堂的煤渣和阴沟的垃圾等，以此对我们进行身体摧残。我早上六点起床打扫县委大院的清洁，白天接受批判斗争，没有批斗会时就安排我去种地，帮招待所干杂活，洗碗、洗菜、打扫清洁、扫大街、运垃圾。垃圾经常要拉到一公里以外的城郊垃圾场去倒。
那些“造反派”们甚至连我做人的基本权利都剥夺了，他们不准我理发。开始我被打倒时，头发长得几寸长了，他们也不准我理，说是谁为“走资派”理发，就是包庇“走资派”。有一次我被押解参加全天大游行，路经理发店门前时，一伙“造反派”突然将我推进店内，高声向店内人员说，这个家伙是武装部宣布定了性的青川县的大“反革命”，任何人不准给他理发，哪个敢给他理发就造哪个的反，砸哪个的店。并当即逼着理发店按照他们的要求，从头前到头后，从头左到头右，用推子在我头上推了一个大十架，然后用黑墨和红墨在我脸上画花脸，进行丑化，并且规定我出门不准戴帽子，还恶狠狠地对我说：“想不通就去死。要上吊、要跳河，由你选！”中午只让我吃了一个干饼子，下午又将我押着继续游街至天黑。后来，我的头发无处可理，没人敢理，实在被逼得没法了，只好去买了一把理发推子，回来由我爱人学着给我理。不久他们发现了，就将所有工具全部没收拿走。我又去买了第二把推子，由我爱人悄悄给我理发。这个习惯就一直坚持下来，直到现在四十多年了，还是我老伴给我理发，只是发型随便留。
1968年9月至1969年12月，我和老伴被“造反派”弄到离青川县城三十公里的三锅石劳改农场劳动改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造反派”专政对象。
放牛。有时“造反派”安排我和另外一个“走资派”放牛，我们赶着五、六头牛，带着斗篷和蓑衣（山里随时要下雨），爬山涉水，走十多里山路，到大山上去放牧。早出晚归，中午只有一块干饼子，喝点凉开水充饥。
打柴。有时“造反派”安排我们去打柴，老伴也在其中。我们几个“走资派”带着砍刀、背架、绳子，翻山越岭走十多里山路，到大山上去砍柴禾，比如青杠柴、麻柳杆、杂树干、松树和柏树的枝丫等，每次背一大捆回来交给食堂。
磨面。有时白天我们搞了一天劳动，累得不行了，“造反派”还安排我和老伴夜晚加班磨面，主要磨小麦，常常要磨3至4遍，筛3至4遍。我和老伴经常是通宵加班，也很难完成“造反派”规定的任务。而且，他们称了重量从来不告诉我们，我们经常是饿的头昏眼花，累得筋疲力尽，第二天照样安排我们干活，不准休息。
卖菜。有时候“造反派”安排我去卖菜，那时候我们劳改的那个地方，附近有个小场镇叫三锅石乡，三天逢一场，每到逢场天，“造反派”们就安排我拉着板板车，装上一大车劳改农场自己生产的蔬菜，如莲花白、西红柿、白萝卜、红萝卜、豆角、土豆等去卖。遇到穷人、忠厚人来买菜，我就主动帮他们挑好菜，质优量足地卖给他们；遇到哪些趾高气扬、特别挑剔、说风凉话、讽刺、挖苦、嘲笑我的人来买菜，我基本上都不会给他们称够量，而且价钱也要熬够“造反派”定的价，不少分文，并且量出挡箭牌——“造反派定的价”。每次拉出去卖的菜“造反派”都是称了重、定了价的，卖得钱我自己不能留一分，必须全部交给农场。
做饭。“造反派”安排我和老伴给县上各种会议和招待所做饭；在劳改农场时，“造反派”们想吃点好的，改善生活，或是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来了，要吃饺子、拉面条、饼子等食物，因为我和老伴做这些食物味道好，“造反派”也叫我们去给他们做饭。
最可恶的是一项“反革命”帽子戴在我头上，“造反派”们惨无人道地使用各种刑具和恶劣手段，对我这个所谓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比如戴一米多高的高帽子，抹黑脸，挂黑牌，背黑标语，强迫我自己高呼侮辱自己的口号，在群众大会上接受他们的“专政”和批判斗争，反绑双手“坐土飞机”，用棍棒打，用脚踢，跪“瓦渣子”，游街示众。他们用尿液浸泡过的稻草强行塞进我的口中，不许我张嘴，不许我吐出，不然就打得更凶。各种法西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强迫我承认是反革命，是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的黑爪牙，要我昧着良心揭发和诬陷坚持原则的好同事，好领导。我坚持原则，旗帜鲜明地与他们作斗争，保持着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高尚情操，不低头，不推责，不投降，不乱表态，更不揭发同级、上级的任何事情，由此对我批斗得更狠了，毒打得更凶了，每场批斗会下来，我的身上总要增添青一块紫一团的伤痕，膝盖上常常是血肉模糊，鲜血淋漓。为了自己的身体不被他们摧垮，大热的天气，只要一通知开批斗会，我都会在衬衣里面穿上皮背心，长裤子里面穿上皮护膝，为的是保护胸部、背部、腰部，挨打时减轻一点痛苦，跪瓦渣子时膝盖少受一点伤。
最令人难忘的是1967年和1968年的两个春节，真是两道鬼门关。那时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我和老伴经常是不间断地到各处接受“造反派”的批斗，就连大年三十也不放过我们。1967年的春节前夕，天空飘着雪花，寒风刺骨，“造反派”们召开群众大会，先是批判斗争我，后是文艺演出。他们编排了一个节目，叫做《要叫“走资派”薛金厚永世不得翻身》，节目当中，几个“造反派”穿着草绿色军装，扎着牛皮腰带，背着黄布挎包，手拿《毛主席语录》，高呼“革命”口号，将我押上台，一个“造反派”上前一脚，将我踢倒在地上，其他人一涌而上，每人伸出一只脚踏在我的身上，并高呼口号：“打倒青川县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薛金厚！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边唱边跳，不可一世。
1968年大年除夕，人人都在准备过年了，但是，由于我和老伴的工资早就停发了，只给每人每月12元钱生活费，我一家五口人，每月只给60元钱生活费，当时各种副食凭票购买，我家大小五口人全部停发副食票。加之节前我和老伴接连几天都在各地挨批斗，临近除夕，我们家中没有面，没有油和肉。冷冷清清，大年难过。县委招待所严师傅和崔师傅两位炊事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年三十晚上1点多钟，悄悄地来到我家门外，敲开门，从门外（不敢进门）递给我们两碗蒸肉和20个包子；县副食品公司一位姓李的服务员晚上悄悄把我儿子叫去，给我儿子拿了20多个鸡蛋和2盒半斤装的猪肉罐头（后来我们补给了钱），党校炊事员陈师傅送来白面馒头和花卷共25个，帮助我们过了年。第二天是正月初一，吃了早饭后，“造反派”们又把我弄到县委大院的球场，勒令我站在高板凳上接受批斗。他们反绑我的双手“坐土飞机”。他们说打倒了“走资派”，过一个革命年、胜利年。
最令人痛心和遗憾的是“造反派”们抄家时。将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几件纪念品有的拿走了，有的损毁了。这些损失也是无法追回、无法弥补的。
一是一些珍贵的照片被烧了。例如1960年我参加团中央全委会的合影；1961年胡耀邦同志来四川广元、南充时我与他的合影；1964年出席全国第九次团代会期间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在抄我家时全被“造反派”们烧了。他们说“反革命分子”无权和中央领导在一起。
二是几枚珍贵的纪念章被砸了。例如我参加解放华北、解放西北、解放西南的伟大斗争后，先后获得了华北解放战争纪念章、西北解放战争纪念章、西南解放战争纪念章。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抄家时，被他们有的砸了，有的拿跑了。
三是几件珍贵的实物被拿走了。我参加解放战争到地方工作后，保留了一套中央军委制作、发给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八一”帽徽、军用水壶等实物，被“造反派”们拿走了。他们说“反革命”没资格保存革命实物。武装部政委派专人来我家将中央军委发给我的军大衣、军服等全部没收拿走。
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我抱着天垮下来由我顶着的思想，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免遭批斗。同时与老伴杨朝芳在每次批斗会前后互相鼓励互相支持，相信黑暗总会过去，光明总有一天会来临，难道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这样被他们这些跳梁小丑搞垮了吗？他们的那些行为不是执行共产党的政策，毛主席没有那些规定，更不可能叫他们那样乱来，他们的一切行为都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我们坚信党和毛主席最终会解决好这个问题。
这期间，我们全家全靠不少有良知的好心人即工人、农民、机关干部、驾驶员、炊事员、营业员等各方同志暗中帮忙，才挺过了苦难，得以活了下来。获得自由后，我对各方同志均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回报，以表感激之情。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我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更加信任和拥护并得到了党组织的重用，继续担任了青川县、旺苍县、广元县三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不久调回绵阳专区任公安处处长，并任地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由地区改为市后仍任原职至1994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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