吼散倭氛 气贯长虹

——追忆抗日名将、我的叔父凌压西将军

口述：凌秀贤（凌压西侄女）

整理：杨雪芳（凌压西外侄孙媳）

2014年10月，九十岁的凌压西遗孀朱雁祯（左）与侄女凌秀贤在广西南宁合影

被誉为“铁板道人”的抗日名将凌压西中将是我的亲叔父。他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但他英勇杀敌、精忠报国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他清廉低调、待人诚恳、踏踏实实做事的优良品德永远鼓舞着我们。他对我们的帮助至今让我难以忘怀。拂去记忆的尘埃，叔父对我们的关爱依然历历在目，如在昨天。

我们家原来非常贫穷，全家十口人仅有八分地，祖祖辈辈靠耕田度日。我奶奶一共育有四男三女：长子恂德，排行第六；次子积德是我父亲，排行第八；三子彰德，排行十三；压西最小，原名琼德，排行十四，我们便叫他十四叔。除了大伯父成家后搬出去另立门户外，其余兄弟都没有分家，所以我们这个大家庭就被称作“三德堂”。

在七个孩子中， 要数十四叔读书最多，职位最高。他在家乡——广西容县石头镇石塘村读了六年私塾后，因家贫，就辍学替别人放牛了。1910年，已经十九岁的叔父才有幸进入福山小学读高小，两年后毕业。1914年至1915年，叔父入容县县立中学读书。1917年投考广西田南警备司令马晓军（容县松山镇慈堂村人）的模范营，当学兵接受军事教育。此后，叔父先后担任过陆军第一七六师副师长兼第五二六旅旅长、第一八九师师长、八十四军中将副军长、第五战区中将兵站副监、陕西安康警备司令、广西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叔父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曾三次辞官，脱离蒋介石阵营。

叔父南北征战，在抗日战争中屡立奇功。他看到日军机械化程度高，士兵又大多长得矮小，便扬长避短，指挥战士深挖战壕。所挖的战壕都呈开戽斗状，作战时，战士站在板凳上射击敌人，撤退时抽走板凳，使日军的战车陷入防不胜防的深壕，寸步难行，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日军冒着硝烟跳入战壕也一时爬不上来而被消灭。这就是后来被人广为传颂的“板凳战术”。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前夕，第五战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奉命进入大别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集团军总部驻立煌县城（因著名将领卫立煌而得名，时为安徽省省会，今金寨县），下辖三个军：第七军（军长张淦）、第四十八军（军长张义纯）、第八十四军（军长莫树杰，副军长凌压西）。

在第二次随（县）枣（阳）会战中，叔父率领部队在湖北省石板镇一带歼灭日本骑兵一千多人，被当地军民称为“铁板道人”。

1941年3月，在湖北省罗田县滕家堡（今胜利镇）泗洲山上一块平整如刀削的高八米宽六米的花岗岩大石上，时任第八十四军副军长兼第一八九师师长的叔父题词并刻下了“吼散倭氛”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并写下：“倭奴以中国为睡狮可欺，岂知狮已醒，一吼而倭氛散，一搏而倭奴灭。倭奴倭奴，死无噍类矣！”左侧落款“容州凌压西”。这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至今仍激励着后人前进。叔父因抗战有功，后被国民政府授予忠勤勋章和胜利勋章。

叔父虽公务繁忙，极少回家，可他非常重视教育，支持教育。他平时省吃俭用，却把大部分薪金寄回家，要我们购置一些生产资料，改善家况，并买些稻谷捐给村办小学。那时教员收入（束脩）都用稻谷代替，学生每人每年一般需交稻谷几十斤谷。我们每年给小学捐的稻谷都近二千斤，这使个别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得以免费入学，因此村中的孩子人人都有书读。

叔父还常捐钱给村里修桥补路。别人租种我们家的田地，按叔父的要求，如果遇到天灾可以减少租谷；如遇颗粒无收，租谷全免。因此深得邻里好评。

我们“三德堂”是个大家庭，“家长”十三叔是个严管家，凡事精打细算，家里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负责。他不太注重教育，特别是女孩，他认为女孩是泼出去的水，不用读太多的书。十四叔却不同，他在外见多识广，懂得文化知识的重要。他认为不管男女都要读书，不然就是“睁眼瞎”，很难有好发展。他经常写信过问家里的情况，要求叔伯妯娌和睦相处，勤俭持家。叔父还特别要求我们认真读书，学好文化，将来报效国家。

我姐姐小学毕业后就呆在家里，十四叔知道后，马上寄些钱回来让姐姐升上中学继续深造。我哥哥在广州读大学期间，十四叔到广州开会，专程抽空到学校去看望我哥哥，并给他送了些钱。

解放前夕，桂林绥靖公署主任兼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上将（广西苍梧人）派人开车到十四叔在南宁的住处，邀他一起去香港。叔父表面敷衍，可心里却决意留在南宁，并把大部分款项、枪支、弹药交给地下党，支持南宁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

如此一来，在我弟弟上初中的时候，叔父写信回来说没有什么钱了，他让家里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送弟弟上初中，并寄了五十元钱回来给弟弟作学费，叮嘱弟弟要珍惜读书的机会。

在十四叔的帮助下，我们姐弟四人都受到了教育，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姐姐高中肄业，哥哥大学毕业，我和弟弟初中毕业。

在战场上，叔父是个英勇善战的将军，战争奇人；在生活中，他又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普通人。家里变故，我们怕影响他带兵打鬼子，没敢写信告诉他；可他后来还是知道了，他痛哭流涕，悲伤之极。

十四叔很爱我们，他总是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我们。他的孩子长大后，衣服穿不了，他就把孩子的衣服寄回来，让我们穿。当然，他也给我们寄过新布料、进步书刊以及退到大后方的文化名人送给他的字画。他所在的部队曾给我们家送过一幅很大的镜画，还有一些勋章和奖旗。遗憾这些东西都在“清匪反霸”和“四清”时被没收了，房屋也在“大跃进”时被拆掉了，现在连个祭祖遮阴地方都没有了。

我记得叔父在家最长的一次是1944年春节前后，因为他对国民党兵役署不满，便于1943年8月辞去邕龙师管区司令一职，所以才有空闲与十四婶朱雁祯一起回家过年，住了一个多月。当时有警卫员跟从，叔父骑着一匹从日本鬼那里缴获的东洋战马，挎一把从鬼子手里缴获的军刀，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非常威武，邻里老少都来看热闹。叔父对乡亲们问寒问暖，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儿架子。看到我，他慈爱地拉着我的手，详细询问我的学习情况，并鼓励我努力学好文化知识。

叔父因起义有功，解放后被选为南宁市一、二、三届市人民代表和市政协委员，1958年调入南宁市政协机关担任专职驻会常务委员。叔父一直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积极从事对台工作，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以自己亲身经历，凭记忆，撰写不少文史回忆录，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史料。文革中，叔父受到冲击和迫害，回忆录手稿大多被毁，患了冠心病也得不到及时救治。1969年12月9日，叔父永远离开了我们。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我快要进入耄耋之年了，可叔父为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出生入死地奋斗，以及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我经常和我的儿子儿媳谈起十四叔，要他们学习十四叔的高尚品德。

最后，愿十四叔在九泉之下安息！愿他的家人平安快乐！更愿九十高龄的十四婶身体健康，寿比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