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讯

以房养老还需持续闯关

贾壮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将“以房养老”作为完善养老服务业投融资政策的一项举措。这一略显生疏的名词，迅速成为社会讨论热点。

实际上，“以房养老”是简单化的概括，其全称是“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老人将房屋产权抵押给金融机构，定期获取养老金或接受老年公寓服务，最后房屋产权归金融机构。这一“逆按揭”式的养老保险方式，发源于美国上世纪80年代，是增加养老资金来源的金融创新产品。

传统文化中，养老被归入“孝”的范畴，有“郭巨埋子”、“王祥卧冰”两个孝德典范。前者因家贫，为养父母而欲坑杀儿子；后者因母病，为侍亲而卧冰捕鱼。虽然这种略显畸形的养老观已不合时宜，但从中仍可看出完善养老体系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支付能力不足时如何保证养老；二是怎样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解决不好支付只能是“橱窗外的乞丐”，提供不了服务则会是“沙漠中的富翁”，对于完善的养老体系来说，支付能力和服务能力缺一不可。

当前，我们无论是支付能力还是服务能力，都还在“骑牛追马”。虽已建立起基本体系，但各类养老保险的宽度和厚度仍需加强。比如，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转问题仍没有解决，大量养老保险资金安卧银行账户、跑不赢通胀的步伐。而“就近养老需排队十多年”、“老人护工缺口超百万”等新闻，更折射出服务能力的不足。

从这个角度看，以房养老或可双赢。一方面，房子这一“沉睡的资本”被激活，是解决支付能力问题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市场化、社会化养老，资本尚在犹疑观望。毕竟，单凭多数老人的退休金，要在养老产业中赢利，还有风险。如果把“以房养老”作为补充养老金，做大养老产业无疑可能获得一个强劲的支点，而养老服务也会因之而有新发展。

不过，好的政策构想还需配以成熟的政策执行环境。此前，北京、上海曾有过以房养老的探索，但效果欠佳。瓶颈的确很多：代理机构信用体系不健全、经营管理能力也有限，公众不愿也不敢抵押房屋；房地产市场走向扑朔迷离，使这一政策缺少建立在“精算”上的基础，让双方心有惴惴。更重要的是，即使能够厘清养老支付的责任边界，在中国文化中，以“卖房典地”的方式来养老，也会遭遇伦理和心理的双重阻力。以房养老要达到预想的政策效果，这些都是要破除的障碍。

不管多难，养老问题都需要一个完美答案。中国60岁以上老人已有约1.94亿，2050年将突破3亿。这意味着4个人中几乎就有一位老人，养老压力可想而知。“以房养老”还是针对城镇老年人口所作的政策设计，而农村空巢老人、低收入老人等群体的养老安排，在以房养老之类的单点突破之外，更离不开系统工程建设，发挥协同效应。

“老者衣帛食肉”是孟子眼中“王”的标准，“老有所养”是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我们已建起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未来，还需持续闯关，才能离“中国梦”近些、更近些。

养老改革话题娱乐化须警惕两种倾向

吴龙贵

延迟退休的话题正在全民热议之中。清华大学养老改革方案提出“延迟领取养老金”备受争议。对此，有记者问50岁退休65岁才领取养老金，中间15年怎么办？清华方案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杨燕绥教授回答“男的去养老院做园丁义工，女的给老人洗衣服啊！”

继有专家提出“养老金替代率低源于工资增长太快”之后，“退休空档期做义工”的说法再次雷翻网友。值得关注的是，相对于延迟退休这一公共议题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和制度价值，一些专家学者就养老改革提出的观点和说法，却越来越口水化、娱乐化和弱智化——可怕的是，这些人甚至有可能就是养老改革的制度设计者。

“退休空档期做义工”，某种意义上构成对制度常识和公众智商的双重羞辱。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养老体制，养老金对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而言就是退休后的唯一生活保障。倘若在长达15年的退休空档期内只做义工而没有收入，很多退休人员将面临生存困境。“义工”未尝不是值得推广的养老方式，但这只能是一种道德倡议和个人选择，而不能成为制度安排。

延迟退休貌似已箭在弦上，力主改革派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延迟退休的改革方案真的设计成熟了吗？是否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改革的核心问题真的解决了吗？

改革当然会涉及利益的调整，但改革不是强者对弱者的任意摆布，因而必须首先要坚守公平与正义，其次是选择稳妥的方式进行，尽可能地减少改革阵痛，并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养老金存在缺口是很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而随着我国平均寿命增长，民众享受养老金的年限越来越长。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将延迟退休作为替代政策未必不可以考虑。但一来延迟退休牵涉太多人的利益，二来这方面的改革在我国尚属首次，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因此，改革必须审慎为之，必须做通盘考虑和理性的探讨，而不能沦为意气之争，更不能对重大的公共决策作消遣化的表达。

“退休做义工”的背后，有两种倾向尤需警惕。其一，改革总是拿弱者开刀。很显然，存在退休15年过渡期的只有企业退休人员，而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包括杨教授这样的精英群体并不需要担心这样的问题。而养老金空账很大程度就源于养老双轨制。何以不先解决公平再谈改革？其二，改革的主题先行。改革应当先论证再确定方向和路径，这样的改革才具有科学合理性。而目前的养老金体制改革是先定方向和路径再论证，似乎只有“延迟退休”这一条路可走。这样的改革难免缺乏耐心，甚至有可能走错路。

“暂停房贷”蔓延传递什么信号？

余丰慧

报载，近段时间，不少地方陆续传出银行暂停房贷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合肥等城市相继出现暂停房贷的情况，并有向二三线城市蔓延的趋势。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如火如荼、房价居高不下之际，多年被称为优质资产的按揭贷款业务，商业银行为何退却了？其个中原因究竟何在？

首先是内部资金问题。银行“流动性紧缺”尚未根本消除，使得没有足够信贷资金支持房贷业务。当前银行最大的问题是，吸储能力受到明显削弱。今年6月20日的罕见银行“流动性紧缺”就是这种状况的预演和警示。

住房贷款特别是首套房优惠利率不赚钱甚至赔本现象日趋严重，是另一个重要原因。过去银行依据基准利率吸收存款能力强，低成本资金来源多，实行首套房贷款利率优惠还能勉强微利。而现在依照基准利率吸收低成本储蓄存款能力下降，主要依靠发售理财产品筹集资金，而其资金来源成本远远高于储蓄存款。在这种情况下，让其发放首套房贷款利率优惠到基准利率的0.7倍，银行就赔大了；甚至二套房贷业务也不赚钱。

最后一个原因是，一些银行出于房贷金融风险越来越大的考虑。目前，虽然一线城市房价还在上涨，但是，有价无市现象已经隐约呈现。畸高的房价已经把大多数购买力挤出了市场，大多数工薪阶层已经很难承受如此高房价，住房市场的购买者已经在锐减。根据IMF测算，我国人均收入尚不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但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超过了纽约和伦敦。房价与居民收入比严重不匹配，必定滋生高负债购房现象，必定出现金融泡沫风险。道理很简单，高房价与居民收入严重脱节，使得几乎所有中产以下收入者都需要高负债购房，而一旦遭遇经济不景气，收入下降甚至失业失去经济来源，必将使得还贷本息资金断裂，金融风险随之出现。同时，房地产调控正在酝酿治本之策，比如：房产税推出渐行渐近等。精明的银行家们就是看到风险而收紧各类房贷的。

莫让道德被“逼停”

李浩燃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王菲与李亚鹏离婚的消息，牢牢占据娱乐板块头条，让不少媒体、网站祭出“抢独家”招数。据报道，王菲从首都机场回家途中，所乘车辆两度被逼停，一家网站获得了“王菲在车内流泪”的“独家新闻”照片。这种看似“敬业”实则丢分的报道方式，引来公众对新闻报道底线的反思。

作为公众人物，王李婚变足以吸引眼球。从明星的特殊身份出发，其成名与传媒密不可分。正因此，公众人物的隐私范围要小于普通人，向媒体让渡部分隐私权也是通例。

但是，明星也是公民，其最基本的隐私权同样受到法律保护。采取强制方式拍摄新闻图片，显然逾越了采访权的合理边界，不仅有违职业道德，也在事实上给他人造成了伤害。更何况，在“围追堵截”者中，有的还不具备采访权。而截停行为，本身也有触犯“危险驾驶”的嫌疑。

雨夜王菲车辆被逼停的一幕，令人联想起享有“英格兰玫瑰”之誉的英国前王妃戴安娜。戴妃之死至今众说纷纭，但巴黎街头躲避多名摄影记者高速追踪，无疑是酿成车祸惨剧的重要原因。16年过去，如何平衡名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怎样划定新闻采访报道边界，依然值得全社会充分讨论。

娱乐新闻也是新闻，正常的采访报道中，既需保障记者和媒体的采访权利，也不能因沾上“娱乐”二字就额外放宽尺度。“逼停”事件发生翌日，成功抢到独家的某媒体发布微博，为“截停并过度拍摄”及审稿不严致歉。知错就改的态度值得肯定。这也再次警示人们，抢抓新闻不能跨越法律边界，报道内容须谨守道德底线，否则只会是“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

媒体的形象，写照着一个社会的形象。如果因为冰冷的商业利益而丢弃应有的人文关怀，甚至不惜触碰法律，难言坚守，更遑论责任。犹记得当年王菲生子被娱记们围观时，有“资深狗仔”宣布出于人道考虑不拍摄照片，这种放弃赢得了各方支持。公众的旨趣固然能影响新闻选择，但选择就是立场，关注也是态度，作为社会舆论的引导者、时代风尚的倡导者，如何报道、底线在哪里、价值取向是什么，需要更高的眼界、更宽的视野、更自觉的责任感。正如新闻人所言，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四川经济日报）